韋伯通過對現代性文化的考察，發現了意識形態領域的合理化原則，形式合理性和實質合理性構成其分析思想文化問題的基本架構。雖然他並沒有發展出一套係統的意識形態批判理論，但意識形態領域的合理化原則卻是他遺留下來的思想遺產。青年盧卡奇在《曆史與階級意識》中，從商品交換中抽取了一種抽象的合理化原則，把合理化論題引入意識形態批判之中，繼承韋伯的工作，完成了意識形態批判的理論任務。
一、現代性文化的考察
韋伯對現代性文化的考察主要集中在他的宗教社會學中。韋伯在“世界諸宗教的經濟倫理”這一主題下，研究了思想、觀念、精神因素在現代性生成過程與現代社會生活中發揮的作用。韋伯宗教社會學代表性的著作有《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中國的宗教、宗教與世界》、《古猶太教》和《印度的宗教》等。這些著作經他本人修訂，以《宗教社會學論文集》的名義出版。此外，《經濟與社會》第二部分第五章“宗教社會學（宗教共同體化的類型）”也涉及對現代性文化的考察。
韋伯的宗教社會學“不僅要研究宗教的‘本質’，而且要探討一種特定方式的共同體行為的條件和作用”[38]。《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的“導論”，其實是韋伯為宗教社會學撰寫的“總序”[39]，可以視為是對文化論思想的概括：
一個在近代的歐洲文明中成長起來的人，在研究任何有關世界曆史的問題時，都不免會反躬自問：在西方文明中而且僅僅在西方文明中才顯示出來的那些文化現象——這些現象（正如我們常愛認為的那樣）存在於一係列具有普遍意義和普遍價值的發展中——究竟應歸結為哪些事件的合成作用呢？[40]
韋伯的宗教社會學主要是要研究世界的幾大宗教的合理化程度和過程，尤其是新教倫理是如何“除魅”而影響了人們的經濟行為，最終導致了現代性在西方的出現。他認為，“西方所以出現資本主義，和基督新教的製欲精神特別有關，去掉這一因素，西方的其他曆史條件不見得會創造今天的這個形勢”[41]。此外，他還比較了基督教、猶太教、儒教、道教、印度教和佛教教規教義的差別與東西方民族不同文化背景的關係，分析了體現在不同宗教背後的精神因素對人們生活態度的影響，從而導致東西方民族走上不同的社會發展道路。正是在這種意義上，韋伯的宗教社會學成為了一種“世界宗教的社會心理學”[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