曆史唯物主義的一般性原則是揭示現代性存在論基礎之前提，這種存在論基礎的澄清是通過政治經濟學批判來最終完成的。通過對現代性“資本”原則的揭示，馬克思為我們完整地呈現出現代社會生活的麵貌。韋伯在《宗教社會學論文集》和《經濟與社會》中，分別從文化論和製度論兩大視角來考察現代性的存在論基礎。馬克思和韋伯麵對複雜的現代性現象都力求實現一種總體性的把握，無論他們是將社會存在與社會意識相統一，還是將文化層麵與製度層麵相統一，都是在這種總體性的關照下來揭示現代性的存在論基礎，而絕非是一種單純的經濟因素的考察。這種對現代性的總體性考察，並不能消除兩人的思想分歧，現代性批判的存在論基礎在兩個人那裏具有不同的含義。他們研究路徑的分化，源於對現代社會生活中諸要素之不同地位的認定。
一、對現代性問題的總體性看待
從前現代到現代的轉型，最為基本的社會變化就是“經濟、政治、文化活動三大領域之間的結構關係從領域合一狀態向領域分離狀態的轉變”[104]。現代社會生活是複雜的，然而，無論是馬克思還是韋伯，都試圖對複雜的現代性現象實現一種總體性的把握。馬克思並沒有把自己預先設定為哲學家，或是經濟學家，或是社會學家；韋伯則“屬於最後一代的‘政治教授’”，“在對學術做出超然的貢獻之餘”，“同時還是政治上的領導人物”[105]。二者對現代性存在論基礎的認定，都是出於對現代性諸因素總體性的考量，這在馬克思那裏表現為社會存在與社會意識的統一，這在韋伯那裏表現為文化層麵與製度層麵的統一。熊彼特就清楚地指出過這一點：
經濟史觀（引者注：唯物史觀）並不意味著人類行為自覺或不自覺地、全部地或主要地為經濟動機所驅使。相反，對非經濟因素的作用和機製的解釋，以及個人心理對社會的影響都是這個理論的基本內容，也是對社會起作用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馬克思並不認為宗教、玄學、藝術流派、倫理學思想、政治主張可歸結為經濟動機或者不重要，他隻是要揭示影響和決定曆史發展的經濟條件。馬克斯·韋伯的資料和論點和馬克思在這個問題上的觀點完全相符。[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