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本書中，我的目的是在馬克思思想發展的背景下盡可能準確地說明馬克思深切關注的主要問題和他的科學認識。因此，這裏必然不考慮在多數情況下適應不同社會狀況和政治狀況而實現馬克思所期盼的革命發展的各種嚐試。無疑，馬克思直到1883年逝世都在期待世界曆史的一種完全不同的未來社會和政治。如果他能活得更長些，他一定能夠把握已經開始的發展，並進行批判地分析。
1870年，馬克思已經確信，朝著無產階級革命方向的進步發展必須從英國開始，“英國作為資本的大本營”，“至今統治著世界市場”，“同時它還是”未來革命“所需要的物質條件在某種程度上業已成熟的唯一國家。因此，加速英國的社會革命就是國際工人協會的最重要的目標”[1]。英國工業無產階級的現實弱點是英國工人階級和愛爾蘭工人階級的民族分裂的後果。
從傳記的角度來看，馬克思思想發展的出發點是資本主義的工業化，這一點早在他在科隆從事新聞報道工作時就已經可以看出了。1843年，他以普魯士的林木盜竊法為例，強調指出了對此前任由窮人撿拾掉落在森林地上的枯枝這一許可的取消。對於資本主義經濟來說，對私有財產和國家財產的無條件尊敬是受到法律保障的。早期保守的資本主義經濟批判家對新思想進行道德譴責，回憶更美好的傳統道德行為，而卡爾·馬克思後來通過他的政治經濟學研究（這是由弗裏德裏希·恩格斯推動的）認識到，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雖然由於生產出一個沒有財產的雇傭工人階級而造成人類的痛苦，但它同時以其巨大的動力帶來了勞動生產率的提高。發展的辯證法就是人類的痛苦和進步的經濟改造的同時出現。對於這一辯證法，他在1853年6月25日的一篇報刊文章中以英國對印度斯坦社會統治的作用為例進行了特別詳細地說明。在列舉了英國在印度斯坦的殖民統治所造成的無數破壞之後，馬克思最後總結說：“的確，英國在印度斯坦造成社會革命完全是受極卑鄙的利益所驅使，而且謀取這些利益的方式也很愚蠢。但是問題不在這裏。問題在於，如果亞洲的社會狀態沒有一個根本的革命，人類能不能實現自己的命運？如果不能，那麽，英國不管犯下多少罪行，它造成這個革命畢竟是充當了曆史的不自覺的工具。”[2]這裏以在印度進行的暴力追趕式的資本主義化為例所作出的描述，在馬克思看來也完全適合於歐洲尤其是英國的資本主義原始發展。即使在這裏，自私自利的行為也充當了曆史進步的不自覺的工具。所謂的“原始積累”就是大量剝奪農業和手工業生產者的財產。比方說，這些生產者在耕地變為大麵積的牧場、小農生產受排擠的情況下，由農村人口大批變為自由的雇傭工人，被投入新興的工業生產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