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巴黎的時候，馬克思和恩格斯開始同他們以前的青年黑格爾派朋友們展開廣泛的爭論。在《萊茵報》停刊前的最後一個月裏，馬克思已經不得不經常對“柏林自由人”不嚴肅的、極端而煩瑣的雜文進行駁斥，因為這些文章很少提供報道和解釋說明，而總是引起公眾和新聞檢查官的憤怒。在巴黎，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撰寫了他們的第一本著作《神聖家族，或對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駁布魯諾·鮑威爾及其夥伴》。盡管恩格斯隻寫了開始的10頁，看來馬克思還是希望共同署名，由此向公眾表達他們的緊密合作關係和共同的理論傾向。他們不久之後共同撰寫的第二本著作《德意誌意識形態》。對費爾巴哈、布·鮑威爾和施蒂納所代表的現代德國哲學以及各式各樣先知所代表的德國社會主義的批判》內容還要豐富得多。但這本著作直到1927年[1]才首次完整地公開發表。在這部著作中，路德維希·費爾巴哈作為新的批判對象被加進來，德國“真正的社會主義者”的無助嚐試，在影響大得多的法國著作家聖西門、傅立葉、卡貝、德薩米等人麵前丟盡了臉，這充滿諷刺意味。
閱讀這兩部著作中添飾有大量文學內容的論爭也非常有趣。但對於理解馬克思哲學的發展，隻有較少的一些章節有著較重要的意義。在《神聖家族》中，馬克思仍然為蒲魯東辯護，反對布魯諾·鮑威爾對蒲魯東的錯誤接受和批判。路德維希·費爾巴哈仍然是他駁斥青年黑格爾派主觀的、激進的唯心主義的幫手。隻是在論爭時，馬克思才偶爾涉及那些對其曆史觀的發展和無產階級革命作用的綱領變得日益重要的認識和論題。對布魯諾·鮑威爾而言，曆史的進步完全始於“批判的批判”；在這種批判的批判麵前，“群眾”（其中也包括工業無產階級）表現為消極的、需要解救的、值得同情的和“麻木的”。相反，馬克思則斷定在工業無產階級（首先是英國工業無產階級）中存在著一種社會力量，這種社會力量能夠實現一個更美好的社會並由此去實現“人類的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