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才從馬克思遺稿中發表的這份手稿是理解卡爾·馬克思全部著作的重要鑰匙。蘇聯及其仆從國中教條的馬克思主義者和大多數共產主義政黨都認為這份手稿是“不成熟的早期著作”而不予重視，因為它還不符合“辯證唯物主義和曆史唯物主義”的原則。但另一方麵，這恰恰是特別吸引非馬克思主義哲學家之處。1932年，齊格弗裏特·蘭茨胡特（Siegfried Landshut）同《馬克思恩格斯全集》曆史考證版（第3卷）的編者同時出版了這個文本。蘭茨胡特認為這個文本富有不同尋常的啟發性，這是有根據的。就如何評價這份手稿始終存在意見分歧。對於那些由黑格爾出發來解釋馬克思及其批判的辯證法的思想家來說，這個文本是不可缺少的，例如，赫伯特·馬爾庫塞（Herbert Marcuse）和大多數“西方馬克思主義者”。另一些人指責馬克思是自為的實證科學意義上的“科學家”，認為這個文本是不成熟的早期著作而幹脆加以拒絕。這些人首先是路易·阿爾都塞（Louis Althusser），在較低程度上還有大多數蘇聯馬克思主義者。即使是在這部簡短的專題著作中也完全有理由去詳細研究馬克思的這個文本，和他的另外一份遺稿——《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
從政治觀點出發，富裕和貧窮之間巨大差距的產生顯然無法解釋，“貧窮”的困境也無法克服。1844～1845年，馬克思發現了亞當·斯密、大衛·李嘉圖和讓·巴蒂斯特·薩伊（Jean-Baptiste Say）的古典經濟學原理，其中勞動起到了重要作用。不過，這些經濟學家認為資本、勞動、利潤和地租是“已知的”概念。他們同時發現這樣一個事實：
工人生產的財富越多，他的生產的影響和規模越大，他就越貧窮。工人創造的商品越多，他就越變成廉價的商品。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貶值成正比。勞動生產的不僅是商品，它還生產作為商品的勞動自身和工人，而且是按它一般生產商品的比例生產的。[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