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西方哲學—文化傳統中存在著理念與現實之兩個世界的內在緊張（張力）相比，以孔子為代表的中國哲學—文化的精神和傳統，則表現為麵向今世、珍惜現世生活的一個人生（世界）。
1.關注此世事物的入世的本質與對形而上學的極度的冷漠
韋伯基於西方哲學—文化傳統中理念世界與現存世界的內在緊張這一特定的理解框架和分析範式，來考察中國哲學—文化傳統所具有的一個人生世界的基本特征。從這一特定的比較分析出發，韋伯考察、闡發了中國儒教的實用理性的性格：不管它是巫術性的還是祭典性的，就其意義而言是麵向今世的，這一特點較諸其他宗教都要遠為強烈和更具原則性。正統的儒教中國人（而不是佛教徒），是為了他在此岸的命運——為了長壽、子嗣與財富，以及在很小的程度上為了祖先的幸福——而祭祀，全然不是為了他在“彼岸”的命運。[1]在韋伯看來，儒家這種對此岸命運的強烈渴望的生活取向，導致了多種多樣的後果，其中有幾點在這裏需要特別提及的是：（1）家產官僚政治。它既不曾受到一個獨立自主的僧侶統治的競爭，也從未受到一個不斷被削弱的封建主義勢力或一個從未得到發展的市民階層的侵擾。像世間所有的家產製組織一樣，中國也信奉“彌賽亞主義”，希望出現一位此岸的救世主皇帝；（2）自然法與形式的法之邏輯的缺乏。而由此導致的結果是，個人自由的任何領域都未得到自然法認可。個人自由和私有財產僅僅具有相對性的保障，而沒有享受到如同克倫威爾對平等論者所發表的意見裏的那種神聖的威名，家產製的理想是物質的公平，而非形式的法律，而近代西方那種自然法個人主義的社會倫理，恰恰是由於形式法與物質公平之間的緊張對峙而產生的。不僅形式的法學未能發展，而且它從未試圖建立一套係統的、實在的、徹底理性化的法律。不僅哲學的和神學的“邏輯學”，而且法學的“邏輯學”都無從得到發展；（3）自然科學思維的欠缺。由於實踐理性主義生活態度的支配，係統化的、自然主義的思維得不到發展。中國的技藝雖然技巧精湛、高雅精美，但都缺少任何導致理性主義的功名心的原動力。[2]所以官僚階層擺脫了所有的競爭，沒有理性的科學，沒有理性的技藝訓練，沒有理性的神學、法學、醫學、自然科學和技術；（4）關注此世事物的入世的本質，導致了對形而上學的極度的冷漠和擺脫；（5）“君子不器”的價值取向和排斥專家的思維方式；（6）和平主義性質。[3]韋伯從儒教中國缺少此岸與彼岸之兩個世界的內在緊張這一特性出發，曆史地和邏輯地推論出一係列不同於西方文化的特征，諸如缺乏自然法與形式法所導致的個人自由和私有財產的相對性質，缺乏形式法與物質公平之間的緊張對峙，係統化的、自然主義的思維得不到發展，特別是關注此世的入世的本質與對形而上學的極度冷漠，等等，都在比較參照中對中、西方哲學—文化的不同和差異作了入木三分的精深研究。盡管我們可以舉出更多的理由對韋伯的上述觀點保持足夠懷疑和批評態度，但他在這裏所涉及的西方之兩個世界、中國之一個人生的比較分析，仍然為我們比較中西方兩種哲學—文化特性的差異提供了某種深刻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