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中、西方哲學思想與文化進行比較的著作和文字舉不勝舉。其中韋伯的《儒教與道教》與李澤厚的《論語今讀》，雖然並不是專門就“兩個世界與一個人生”進行比較研究的專著，但它們卻依然是表達西方哲學與中國哲學之差異的兩部很有代表性的著作。[1]
1.《儒教與道教》：適應此世與支配此世的兩種文明形態
韋伯的《儒教與道教》關於西方文化與中國文化的差異及其後果的考察和分析，是文化比較研究中的一部經典篇章。
中國為什麽沒有兩個世界？為什麽隻有此世、此岸的人生？
韋伯把適應此世與支配此世視為中、西文化的重大區別，並深入探析了造成這一重大差別的基本原因。在“儒教的生活取向”一章中，韋伯通過現世與超世的張力結構這一解釋框架，把中國的官僚政治放在與僧侶統治對比的參照係和遠超西方的廣闊背景中加以考察，作出了一係列有重要思考價值的論斷：“中國的家產官僚政治，既不曾受到一個獨立自主的僧侶統治（Hierokraie）的競爭，也從未受到一個不斷被削弱的封建主義勢力、或一個從未得到發展的市民階層勢力的侵擾。像中東、伊朗或印度那種在社會上有勢力的先知（Prophetie），在中國是聞所未聞的。這裏從來沒有一個以超世的神的名義提出倫理‘要求’的先知。中國的宗教始終如一的不間斷性排除了先知的存在。最高祭祀長——政教合一的統治者——所要認真對付的是封建貴族，而非先知。任何讓人想到是先知發起的運動，政教合一的政權就會把它視為異端邪教而用暴力有計劃地加以撲滅。中國人的‘靈魂’從未受到過先知的革命洗禮。也沒有私人的‘祈禱’。受過禮儀及文獻教育的官員，尤其是皇帝，照料著一切，而且也隻有他們能夠如此。”[2]韋伯在這裏把儒教與其他宗教進行對比研究，出發點和落腳點都在於，中國從來沒有出現能夠以超世的神的名義提出超越要求的有勢力的先知，即便有先知發起運動的苗頭，也必然會迅速淪陷在政教合一政權的政治暴力中。中國對超越——彼岸世界的輕視和高度警惕，根源於對當下——此岸人生的高度重視和深切關注。這樣的文化—心理結構和思維方式必然反映在中國政治的決斷和行為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