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個世界的理念與理性自由的傳統表征著西方哲學—文化的基本精神與根本特性。淵源於古希臘時代的理性與自由的精神—文化傳統，體現為理念世界與感性世界之間的內在緊張和深刻對峙，體現為基於理念世界的理性原則對作為現象世界的感性秩序的反思批判和規製塑造。柏拉圖在前人探索的基礎上所確立的以理念世界與感性世界的內在緊張為典型特征的古希臘哲學的精神，在根本上確立了以理念世界的理性原則與合理秩序來審察、反觀、批判現存世界的精神自由，這種精神自由推動著哲學家、思想家們能夠以堅定不移的理念原型、理性信念去設計、規約、塑造現存的世界秩序，從而在理念世界與感性世界之間保持了一種必要的張力關係，一種內在的緊張結構。
1.柏拉圖的動機與哲學王的使命：用“善的理念”“拯救現象”
兩個世界的哲學理念標識著柏拉圖哲學的基本麵貌和突出特征。柏拉圖關於理念世界與感性世界區分開來並以理念世界主導感性世界的重大意義，不僅表現在他的哲學認識論上，而且更深刻地表現在他的社會政治學說中。
柏拉圖的理念論是他所設計的理想國家的哲學基石。柏拉圖寫作《國家篇》的目的，就是從其理念論出發構建和諧、完美的理想國家的範型，並以此來應對希臘城邦的深重危機。為了挽救危機中的希臘城邦製度，柏拉圖將社會倫理思想與政治哲學融為一體，力圖以正義理念為核心原則構建理想的城邦國家，並由此提出了用哲學王進行統治的人治的哲學理念和政治原則。
在柏拉圖那裏，理念世界的理性法則是法治、政府、國家之現實存在的深刻根基。要建立一個和諧、完美的理想國家，需要懂得管理這種國家的知識，必須擁有一個國家的理念型式。柏拉圖基於理念世界與感性世界之兩個世界的內在張力，試圖以正義國家與不正義國家的明確區分為前提，並從正義的理念出發，為重塑不理想不完美的非正義國家提供一個理想的、應當如此的模型或範式，因此“我們的首要任務乃是鑄造出一個幸福國家的模型來，……鑄造一個整體的幸福國家”[1]。這個理想的、幸福的城邦國家體製的最根本的倫理基礎是正義，正義之所以是最根本的倫理基礎，是“因為它統攝和綜合了智慧、勇敢與自製三種美德，保障著國家體製與秩序的穩定”，是“最能使我們國家善”的根本原則。[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