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種哲學傳統的一個比較考察：以柏拉圖、黑格爾與孔子為例
按照馬克思世界曆史理論，我們依然處在民族曆史向世界曆史轉變、“民族的地方的文學”形成“世界文學”的世界曆史時代。在越來越開放的普遍交往的當代世界，如何進行中國與西方哲學—文化傳統的比較研究，是一個重要學術課題。
關於中國與西方哲學—文化傳統的不同特征，李澤厚曾把它表達為兩個世界（西方）與一個人生（中國）之分。韋伯也曾基於儒教倫理與清教倫理對待塵世的不同態度，對中國與西方哲學—文化傳統的不同特征作過深入的考察研究，並作了如下鮮明的對照：“如果說儒教對世間萬物采取一種隨和態度的話，那麽清教倫理與‘世界’則處在一種強烈而嚴峻的緊張狀態之中。”“在中國從未出現過與‘現世’的緊張對峙，因為從來沒有一個超世的、提出倫理要求的上帝作過倫理的預言。”[2]錢穆也曾對兩種文化的差異作過如下明確的對比：“西方人常看世界是兩體對立的，在宗教上也有一個‘天國’和‘人世’的對立。在中國人觀念裏，則世界隻有一個。”[3]李澤厚認為，康德的“絕對律令（categorical imperative）無上崇高，高踞感性世界之上，與儒學以‘仁’為本，不離感性，亦可同等崇高，又仍是兩個世界（天國/人世）與一個人生之分。而中國之所以是‘一個世界’，蓋因巫術世界觀之直接理性化（通過三禮、《周易》），此乃中國古史及思想史之最大關鍵”[4]。
“兩個世界與一個人生”的論題屬於中、西方比較哲學的範疇。基於中、西方哲學思想史的整體框架進行曆史的考察和係統的分析，亦即從曆史與邏輯的統一中進行深入細致的比較研究，遠非本人的能力所及，亦非本文的篇幅所能涵蓋。這裏僅以柏拉圖、黑格爾與孔子為例，依據對這一重要問題的已有研究成果，嚐試對兩種哲學—文化傳統的特性和差異，作初步的個案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