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於發生在1840年以後近代中國的政治法律體製和思想觀念文化領域的變革，特別是哲學領域的深刻轉型和革命性變革，很難通過幾行文字或統計數據表達出來，但它們同樣是近現代中國市民社會發生重大變革的基本領域，因而同樣是闡明近現代中國市民社會的產生所必需的重要維度。關於曆史向世界曆史的轉變進程在中國學人—政治領袖中發生的哲學回應，即1840年以來近代中國哲學的深刻轉型和革命性變革，我在拙作《馬克思世界曆史理論：中國個案》（光明日報出版社2010年版）中，基於曆史向世界曆史轉變的透視視角和解釋框架作了力所能及的探索、研究和闡釋。我對近代中國哲學變革的基本觀念和重大成果持高度肯定態度。
書寫在中國近現代思想—哲學世界的回應東方文明危機的一曲曲瑰麗的變革篇章，發生在中國大地上的、一直持續到今日的維新、革命、改革開放的波瀾壯闊綿延不絕的曆史激流，是中華民族迎接挑戰、應對危機、走向世界的生生不息的民族意誌和艱苦卓絕的曆史塑造，是一座座聳入雲天的巍峨宏大的曆史裏程碑：洪秀全的天朝田畝製度與洪仁玕的資政新篇之間所體現的傳統與近代的二元分立，特別是洪仁玕力倡近代意義上的民主（“國法”）與科學（“技藝”）的社會政治理念，是我們透視中國從傳統農耕社會向近現代工商社會過渡和轉變的一個有特別意義的案例；“中學為體、西學為用”這一矛盾命題，體現了曆史向世界曆史轉變過程中兩種異質的不同文明相遇後進行較量的內在緊張和矛盾衝突；康有為在東方秩序麵臨重大挑戰的危機時刻所作出的世界化的哲學選擇和觀念回應，在這一選擇和回應的過程中所包涵的傳統與近代的內在緊張，以及在章太炎與康有為的爭論中所包含的特殊主義（國粹）與普遍主義（世界主義）的矛盾衝突[53]，是我們從哲學上解讀中國曆史向世界曆史轉變的活生生的典型；譚嗣同批判傳統、以“仁—通”開啟近代的內在張力，以及由此所產生的愛國主義與世界主義的深刻悖論，構成了曆史向世界曆史轉變之驚心動魄的一個哲學應答；嚴複對傳統文化的批判反思，對西方社會政治學說的創造性的移譯，凸顯了啟蒙與救亡、自由與富強的內在衝突，並由此開啟了走向“世界文學”的觀念變革之路[54]；孫中山在傳統與近代的雙向變革中所實現的順應世界潮流的近代政治革命，以及他在這一過程中所孜孜以求的國民文化—心理結構和思維方式的重建，是中國曆史向世界曆史轉變過程中的裏程碑式的重大標誌；還有五四新文化運動所表達的傳統與現代的衝突和斷裂；現代中國的革命與當代中國的改革開放之間，以及與此緊密相關的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之間的種種錯綜複雜的緊張關係，等等，都曆史地展現了在作為民族曆史的中國曆史向世界曆史轉變的曲折曆程中，中國社會變革邏輯的內在緊張、矛盾和對立，以及文明重塑過程的二律背反性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