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曆史哲學遠未像黑格爾曆史哲學那樣表現為一個依次遞進、有機發展的邏輯係統，也未能像黑格爾那樣通過一部完整的宏篇巨著去係統地闡明關於世界曆史的基本哲學原則，並依據這些原則來考察世界曆史範疇下的各民族從古代到現代的曆史發展過程。但是，猶如遠離德國文化藝術中心而藝術修養貧乏，但卻仍然由於其天才洞悟和深刻見解而在美學上做出重大貢獻一樣，康德也沒有因為像黑格爾那樣諳熟世界曆史，而影響其在曆史哲學上的開拓性、創造性和基礎性的貢獻。康德以對現代世界之時代精神的深刻洞察和細心傾聽，卓有見識地提出了思辨曆史哲學的一些基本原則，從而為黑格爾構建體係雄偉、結構恢宏的曆史哲學的大廈奠定了基礎，並先行地書寫了整個德國古典曆史哲學、特別是黑格爾曆史哲學的偉大序篇。
1.自由與必然：兩個世界的內在張力與康德的曆史哲學
康德指出：“我的理性，包括思辨理性與實踐理性，所關心的，可概括在下述三個問題中：1.我能認識什麽？2.我應做什麽？3.我期望什麽？”[1]第一個是關於純理論的認識問題，第二個是關於純實踐的倫理學問題，第三個既是實踐的又是理論的、即宗教所要解決的問題。晚年康德在前三個問題之後又加了第四個問題：人是什麽？他認為第四個問題應由人類學來回答。晚年康德出版的《實用人類學》一書雖然與曆史觀沒有明顯的內在聯係，但值得注意的是，康德由自然科學而倫理學，由倫理學而越來越從各個層麵具體地考察人作為現實存在的各種問題，其中就包涵著關於人類曆史的重要問題。[2]因此“德彼特（Frederick P.Van Depette）認為，目的論比理性在康德體係中更為重要，目的論才是康德哲學的原動力和關鍵點，目的論當然與人類學不可分。人的命運和道德才是目的，思辨理性不過是工具，所以人類學是整個康德哲學的真正基礎”[3]。這實際上就是說，康德哲學的基本精神是對人的命運的深切關注，而人的命運問題的關鍵就是人的自由。目的論之所以重要，就是因為它表明了自然向人生成的根本曆史趨向。但德彼特關於目的比理性更加重要的觀點，有其必須加以限定的內涵和邊界，即它僅僅是在從自然到人的過渡這一維度上說才有其意義。因為在實際上，康德哲學中的理性與自由從來就互為條件、相得益彰。正是理性法則的客觀普遍性的力量，才開辟、奠基了保障人的尊嚴與自由得以健康前進的方向和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