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是大自然在借助理性、勞作、貪婪、痛苦乃至戰爭等悲劇性矛盾法則得以展開的曆史過程中才能實現的最高目標。但康德的曆史理念決不是聽憑人的自由始終都處在社會曆史的對抗、苦難與戰爭狀態中，永無寧日地遭受殘害和**。康德之所以頌揚人的欲望，是因為由欲望導致的人與人之間的衝突所遭遇的種種阻力，會激發起人類的競爭心和好勝心，從而激發起人類的全部的才能、虛榮、貪婪和權力欲，它們驅使人們與他人通過競爭以求得自己的滿足。由此人類才能由野蠻狀態進入文化狀態，人類的文明和文化才由此起步。康德之所以頌歌人類的艱辛、磨難甚至戰爭，是由於他清醒而深刻認識到惡的情欲是人類曆史不斷前進發展的根本動力。
康德沒有執著於自由的抽象理想，而是清醒而自覺地繼承了植根、積澱和傳承在西方文明中悠久而深厚的法治精神的基本傳統，並將這一法治精神和文化傳統同現代文明發展的時代要求緊密結合起來，從而把理性、自由與普遍法治內在地、有機地建構和貫通在他的曆史—政治理念之中。
1.大自然迫使人類解決的最大問題：建立普遍法治的公民社會
作為康德哲學之核心問題的理性與自由的原則，它們的實踐化、客觀化過程有賴於社會曆史領域的普遍法治狀態。康德的清醒和卓越之處在於，他一方麵清醒地認識到，人類的惡的情欲、非社會性的社會性即文明的對抗性之於曆史發展和人類進步的重大意義，一方麵他又以絕對命令的形式，把建立理性的普遍法治的公民社會作為自由理念得以實現的根本保障。康德從思辨哲學的角度深刻闡明了現代文明健康發展的動力結構和動力機製：對抗性被規範在以理性為基礎建立起來的普遍法治狀態下的合法秩序的限度之內。也就是說，康德曆史理念的基本意圖或著眼點就在於，力求在文明社會的對抗性（個體與社會的衝突）與普遍法治的社會狀態之間始終保持一種必要的內在張力，而這就清楚明白地表達了曆史前進發展的合規律性與合目的性的對立統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