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辯證法發展史上，18世紀末到19世紀初的德國古典哲學的唯心主義辯證法，使理論思維的前提批判躍遷到體係化的、概念反思的層次，突出地體現了辯證法理論的批判本性。
德國古典哲學對理論思維的前提批判，具有兩個標誌性的基本特征：一是集中於對人類精神活動的深切反思，二是把這種反思訴諸哲學前提的自我批判。
整個西方近代哲學的根本問題，是思想的客觀性問題，也就是理論思維的前提——思維和存在的統一性——何以能夠成立的根據問題。但是，德國古典哲學以前的西方近代哲學，既沒有把理論思維的前提問題提升為思維把握存在的規律問題，也沒有把理論思維的前提問題升華為概念的邏輯運動如何表達存在的運動規律問題，而是站在經驗論的或唯理論的立場上，把思想客觀性問題訴諸感覺的認識論分析（如洛克、貝克萊和休謨），或理性的超驗直觀（如笛卡爾、斯賓諾莎和萊布尼茨）。德國古典哲學則力圖通過對人類精神活動的批判反思，特別是通過反思思維自身的概念邏輯運動，從思維運動的規律性上來探索理論思維的前提問題。
德國古典哲學的這種探索，訴諸對科學的前提批判（如康德探討數學真理何以可能）和形式邏輯的前提批判（如費希特和謝林對同一律和判斷形式的哲學分析，黑格爾對形式邏輯的係統的哲學反思），並特別顯著地訴諸哲學前提的自我批判。
康德的三大批判——純粹理性批判、實踐理性批判和判斷力批判——是對哲學前提的係統化的、體係化的自我批判。黑格爾把他的邏輯學視為揚棄了外在性和偶然性的哲學發展史，又把他的哲學史講演錄視為曆史形態的邏輯學，則是試圖在曆史與邏輯的統一中來實現哲學前提的全麵性的自我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