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前兩章旨在介紹一些先決條件，這些條件為17世紀科學的繁榮提供了所需的土壤。他們追溯了各種思想的要素和本能的信念所經曆的種種過程，從古代世界的古典文明的初次開花，穿過中世紀經曆的轉變，直到16世紀的曆史性革命，三個主要的因素吸引著大家的注意——數學的興起，在複雜自然秩序中的本能信念，以及中世紀後期思想中過度的理性主義。這種理性主義指的是這種信念，即認為發現真理的途徑主要是通過對事物本質進行形而上的分析。因而這種分析決定了事物如何活動及其如何產生作用。曆史性革命斷然拋棄了這種方法，轉而研究前因後果的經驗事實。在宗教中，這意味著追溯到基督教的本源，在科學上，這意味著求助於實驗和歸納法的推理。
若將歐洲各族人民在我們這個時代以前的兩百二十五年中的知識分子生活做一個簡短、確切的描述，就將發現他們一直依靠17世紀的天才們為他們積累的思想財富而生活。那個時代的人們繼承了伴隨著16世紀曆史性革命的觀念酵素，又把涉及人類生活方方麵麵的現成思想體係流傳下去。17世紀這個時期一貫地自始至終地為人類活動的各個領域提供天才，這些天才足夠與事態的偉大相媲美。從文學的編年史中就可以看出這個百年人才輩出的盛況。世紀之初，培根的《學術的進展》（Advancement of Learning）和塞萬提斯（Cervantes）的《堂吉訶德》（Don Quixote）在同一年（1605）出版，好像那個時代會以一種承前啟後的姿態出現。第一個四開本的《哈姆雷特》（Hamlet）於此前一年問世，1605年又發行了另一個略加修改的版本。最後，莎士比亞（Shakespeare）和塞萬提斯於同一天即1616年4月23日逝世。在那一年的春天，哈維（Harvey）被認為在倫敦醫學院的一個講座課程裏第一個解釋了血液循環理論。牛頓出生的那一年正好伽利略逝世（1642），也正好是哥白尼的《天體運行論》（De Revolutionibus）發表一百周年。此前一年笛卡爾出版了《第一哲學沉思集》（Meditationes），兩年後又出版了《哲學原理》（Principia Philosophiae）。總而言之，這個世紀的時間不夠，以至於無法將天才們的重大事件充分一一展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