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的進程並不完全是一股邁向更美好事物的統一潮流。如果我們將其用足夠大的刻度描繪出來，它也許具有上述外觀。但這種廣泛的觀點模糊了許多我們賴以全麵理解這一進程的細節。如果放眼成千上萬年的人類曆史長河，我們就會發現新時代的出現往往具有相當的突然性：籍籍無名的民族忽然在事件的主流中出現；技術的發現改變了人類生活的機理；原始藝術迅速盛開，以充分滿足某些審美熱情；偉大的宗教在它草創時期就在各國和各民族之間傳播著天堂的平靜和上帝之劍。
16世紀見證了西方基督教的分裂和現代科學的興起。這是一個動亂的時期，盡管許多新領域和新觀念都呈現出來了，然而卻沒有一樣真正確定下來。在科學方麵，哥白尼（Copernicus）和維薩裏（Vesalius）是代表人物，他們象征著新的宇宙觀和科學對直接觀察的強調。喬達諾·布魯諾（Giordano Bruno）則是一個殉道者，盡管他的受難並不是由於科學，而是由於自由意象推論。1600年布魯諾的死迎來了嚴格意義上現代科學的第一個世紀。但是，因為後來的科學思想並不信任他的那種一般推論，所以他受刑的象征意義並不為人所察覺。宗教改革盡管十分重要，但也隻能被認為是歐洲民族間的內部事務，甚至連東方的基督教也以一種毫不關心的態度來看待它。而且，這種分裂在基督教和其他宗教的曆史上也不是新鮮事物。當我們將這次偉大革命放置於教會的整個曆史之中時，我們並不能認為它為人類生活確立了什麽新的準則。不論好壞，它隻是一次偉大的宗教轉型，並不是新宗教的出現。宗教改革本身也這樣認為，改革者們認為他們隻是恢複了那些被人遺忘的東西而已。
現代科學的興起卻與此截然不同，在各個方麵它都與當時的宗教運動形成鮮明對比。宗教改革是一場人民起義，曾在一個半世紀裏將歐洲置於血泊之中，而科學運動剛開始時隻局限在一小部分知識精英當中。在目睹了三十年戰爭和記憶猶新的荷蘭阿爾瓦（Alva）事件[1]那段歲月裏，科學家所遭遇的最壞情況便是：伽利略（Galileo）在平靜地死於病榻之前，曾受到體麵的拘禁與輕微的申斥。有史以來，人類所遭遇的最為深入的變革就以這種平靜的方式開始了，而伽利略的受迫害方式是這個變革的開幕獻禮。自從一個嬰兒降生在馬廄裏以來[2]，還很難找出有這麽大的一次變革是以這麽小的事情開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