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一般都承認自然必然性，因為人們在自然界中往往看到的是事物的重複性：日月運行、春去秋來、花開花落、生生死死……。然而，對曆史必然性的探討，卻引起了曠日持久的爭論，成為各派曆史哲學鬥爭的焦點。這是因為，人們在曆史中往往看到的是事物的單一性：曆史事件是獨一無二的，曆史人物也是獨一無二的，法國大革命、美國獨立戰爭、中國辛亥革命……羅伯斯比爾、林肯、孫中山……然而，就在這種不可重複的單一性後麵存在著可重複的曆史必然性或規律性。戊戌變法是“一”，但改良、改革作為社會現象在古今中外並不罕見；法國大革命是“一”，但資產階級革命作為社會現象在近、現代曆史上卻重複出現；作為曆史人物，羅伯斯比爾、林肯、孫中山是“一”，但作為曆史現象，時勢造英雄卻不斷重演……。
這表明，要把曆史事件、曆史現象、曆史必然性三個概念加以區分。曆史事件是“一”，曆史現象可以是“多”，在這“多”的背後隱藏著的，是隻要具備一定條件就會重複起作用的曆史必然性。
真正開始探討曆史必然性的，是意大利思想家、“曆史哲學之父”維科。在曆史哲學的開山之作——《關於民族共同性的新科學原理》中，維科把人類曆史的中心從神移向人本身，並確認了曆史必然性的存在，即各民族的發展都必然經曆神權、英雄和人權三個階段。然而，維科在提出“人類創造曆史”的同時，又提出“上帝創造自然”。這就以一種新的形式製造了自然與曆史對立的神話，並開啟了人文主義與科學主義對立的先河。
黑格爾把維科之後的曆史必然性觀念係統化了，但同時也神秘化了。在黑格爾看來，曆史必然性是“絕對理性”在時間中的展開，體現為“自由意識的進展”，這是一個從東方到西方，從古希臘到日耳曼的不可逆的過程；曆史必然性有“自己的絕對的最後目的”，因而是在曆時性的單線過程中表現其決定作用的，它君臨一個民族的機會隻有一次，在它的軌跡之外或在已經經曆過它的一定階段的民族那裏就沒有曆史了，因此，曆史必然性隻有曆時性、單線性的特征，而不具備重複性、常規性的特征；絕對理性和人的活動“交織成為世界曆史的經緯線”，但曆史必然性是先於曆史而預成的“絕對計劃”，人隻是實現這種計劃的“活的工具”。黑格爾隻是在形式上肯定了人的能動性，由於他把人僅僅看作是實現曆史必然性的工具，因而在實際上徹底剝奪了曆史的屬人性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