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物主義曆史觀的創立，是以馬克思和恩格斯為雙翼的雙桅船不斷前進的曆史。就馬克思、恩格斯創立唯物史觀的各自的思想線索作一比較，將會深化我們對馬克思主義哲學史的理解。
馬克思和恩格斯曾經都把理性看作是曆史發展的決定力量。那麽，推動馬克思、恩格斯從唯心主義曆史觀轉向唯物主義曆史觀的直接動力是什麽？考察應該從這裏開始。
眾所周知，《萊茵報》期間的政治活動使馬克思產生了“苦惱的疑問”。這個苦惱疑問的實質就是，是經濟利益還是曆史理性決定曆史發展？馬克思由此開始懷疑黑格爾哲學，並於1843年寫下了《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從《萊茵報》時期的政治活動到黑格爾法哲學批判，推動這一過程前進的動力，用馬克思自己的話來說就是，“為了解決使我苦惱的疑問”。這簡潔地表達了馬克思尋求新的曆史觀的真正原因。
差不多與馬克思同時，恩格斯在英國通過考察圍繞“穀物法”而展開的鬥爭，看到物質利益是階級衝突、政黨鬥爭的基礎。然而，與《萊茵報》時期馬克思把私人利益對國家的支配作用看作是違反“常規’一樣，恩格斯此時也認為，物質利益在社會生活中的決定作用違反“原則”，是一種特殊情況。實際上，恩格斯在這裏也遇到了物質利益與思想原則的矛盾問題。
這就是說，在1842-1843年間，馬克思和恩格斯碰到了同一問題，即物質利益與思想原則的關係問題。對這個問題的解決，構成了馬克思和恩格斯相同的出發點；在解決這個問題時，馬克思和恩格斯又處於相同的理論水平上，即已看到物質利益對國家或階級關係的決定作用，但在整體上仍停留在唯心主義的精神世界。
“巨大的曆史感”是黑格爾思維方式的顯著特點。黑格爾在研究法哲學時，既能搜集大量的豐富的曆史材料，又能從“理性”出發去整理這些材料，二者融為一體。黑格爾法哲學這一特點，必然促使馬克思進行曆史研究，考察國家和法的曆史變遷，同時，進行哲學批判，即把費爾巴哈的人本唯物主義原則貫徹到曆史觀中，運用“顛倒法”分析社會結構，認識到市民社會是國家的前提、基礎和動力，明確指出不是國家決定市民社會，而是市民社會決定國家；運用“顛倒法”批判黑格爾法哲學，認識到現實的主體不是理性而是人，明確指出人是“一切社會組織的本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