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社會文化大批判的過程中，“否定的辯證法”在麵對傳統的辯證法模式的時候，並沒有試圖“另辟蹊徑”，而是堅持著一種“和平改造”的方法：在突出自己的“否定性”邏輯的同時，降低“肯定性”的思維的重要性和應用領域。阿多諾的這種做法，實際上是重新建構了辯證法的邏輯體係並在某種程度上導致了辯證法精神走向“瘋狂”。
一、知性邏輯與批判
按照黑格爾的觀點，在西方的邏輯發展史中，形式邏輯與知性邏輯屬於知性思維。這種知性思維既有其存在的必要性，也有其重要的缺點。黑格爾的這個論斷是很精辟的，雖然他這樣說是為了張揚自己的關於“絕對精神”的辯證思維方式。
我們在前文已經指出，形式邏輯的最大特點在於其“非主體性”或“客觀中立”性，即力圖最大限度地排除主體性因素，形成關於事實的所謂的“客觀性”的結論。在特定命題中，形式邏輯把客體理解為既定的、不變的。這是一種思維視角上的固定性，它力圖在固定不變的客體之間做出“是與非”“真與假”的客觀判斷，在此基礎上進行邏輯推理，最終力求發現絕對的、必然的、規律性的形式。
康德哲學的先驗邏輯雖然是經過改裝了的形式邏輯，但是由於它是在主體的先驗認識框架內進行的，所以它的最顯著的特點就在於把主體性因素引入邏輯。在這一點上，它表現為對從外部客體尋求必然性的形式邏輯思維方式的批判。為此，康德力圖探討理性發生作用的範圍和形式，在批判前人認識論的基礎上實現認識途徑的逆轉。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康德把自己的哲學稱為“批判哲學”或“哥白尼革命”。然而，康德的先驗邏輯仍然沒有離開形式邏輯的“固定性”視角，隻是在主體的視閾內而沒有從主客體關係的角度去探討客體。所以，他雖然指出了“二律背反”，卻沒有能力去處理“二律背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