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否定的辯證法”乃至整個阿多諾哲學的一個重要理論目標就是打破傳統理性哲學二元對立的思維方式對主體性的虛構和對客體的統治，運用否定的邏輯或者說差異性的邏輯，以“主體—客體”這個概念作為中介，以求實現主客體之間、主體之間的“自由交往”。在這個意義上，相對於一切謀求“同一性”價值標準的理論形態，阿多諾的邏輯是一種“衝撞”的邏輯：“主體的決定不是在因果鏈條中圓滑滾動的，毋寧說出現了一種衝撞。”[1]也就是說，在思想行為中以任意性的形式表現出來的意誌，是正當意義上的思維的必要條件，而唯心主義的道德哲學卻想方設法對此加以限製，決不肯承認這一點，在這種附加的限製性條件中，“自由的存在任由時間—空間的存在物所支配”[2]，重新回到了因果聯係的懷抱。在此，“否定的辯證法”中的自由觀的理論意義並不僅僅在於麵對不公正的社會提出了什麽樣的解決方案，還在於它對其他自由觀的批判中所蘊含的時代問題：如何定義自由？然後才是如何實現自由？
一、自由：一種可能性
從當下的理論意義來看，在改革開放30多年後的中國，我們分析“否定的辯證法”的自由觀的時候，一個重要意義就在於它有助於我們對“普世主義”進行更加深刻的分析和批判。在社會文化領域，甚至在政治領域，眾多批評者在針砭時弊的時候，往往不自覺地預設某種普世價值，認為對這些“普世價值”的背離是造成社會問題和社會矛盾的最終原因。“否定的辯證法”恰恰是從人類整體的思維方式層麵，宣告了作為“同一性”表現的普世價值其實是一種理性主義的狂妄幻想，它最終造成的結果（如果被實踐的話）必然是一種新的社會壓迫，形成一種新的意識形態蒙蔽。我們在很多時候把這種所謂的“普世價值”歸結為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並不僅僅是出於政治的考慮。從思維方式上看，它的確如“否定的辯證法”所分析的那樣，起源於資產階級興起中的啟蒙理性的思維方式。如果我們沿著這種“普世價值”的思路推斷下去，在這種理論預設中，現實的人的差異、現實情況的複雜性其實都被忽視了（這其實就是對人的無視），最終的結果必然是和馬克思所批評機械唯物主義者相類似：普世價值最終變得“敵視”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