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解決天賦自由觀所麵臨的困境，阿多諾把“經驗”的差異性視角引入自由觀中。他這樣做的目的有三個：第一，顛覆傳統哲學對“自由原型”的幻想；第二，自由的基礎不是“自由意誌”，而是現實和意誌的雙重不自由，隻有意識到這一點，才能喚起主體的反抗意識；第三，通過強調“客體的優先性”擺脫傳統哲學中主體“同一”客體的狀況，“一旦思想超越思想在抵抗中受到的束縛的限製，思想就有了自由”[1]。這預示著一種主客體之間進而主體間的“差異性”存在狀態。
一、現實的“不自由”
從總體上看，阿多諾乃至整個法蘭克福學派的社會批判理論更多的是在給西方社會“診脈”而不是“治療”。在“否定的辯證法”的差異性的邏輯視野中，這種“診斷”得出了多重悲觀的結果。首先，與馬克思哲學的總體觀點一樣，西方現代資本主義社會存在著嚴重的問題。在這一點上，“否定的辯證法”並沒有直接否認馬克思所指出的西方社會生產中的剝削性社會關係，雖然阿多諾在絕大多數時候由於各方麵的原因盡力避免直接觸及這一問題。其次，在給現代資本主義會診的過程中，阿多諾的方法不僅不同於馬克思，而且也愈發迥異於西方馬克思主義的肇事者——盧卡奇。他不再立足於現實的“階級”的社會群體劃分方法，而是力圖從思想文化上對他所認為的“資本主義問題”進行尋根究底式的剖析。再次，與早期西方馬克思主義代表人物對蘇聯抱有或多或少的同情不同，阿多諾也對蘇聯保持著自覺的距離（這種態度與他對納粹文化的反思有著很大的關係），從而使他的政治立場更加模糊。最後，阿多諾通過“否定的辯證法”實際上傳達出了這樣的信息：這個世界，無論是曆史還是現在，在當時已有的解決模式中，無論是西方的模式還是蘇聯的模式，其現實性都是不自由的，前景都是悲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