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示”[1]是一種應符號化的運用而產生的圖像。在人類思維發展的最初階段，“符號和圖像是一致的……文字最初也具有一種圖示功能”[2]。理性的“自負”的產物就是形而上學的“圖示”。早在古希臘哲學中，世界的本體問題就被賦予了首要的地位，“本體”的運動變化則要遵循一定的規律，即必然性。對這種必然性的理解，在形式上主要有兩種，一種是形式邏輯的理解，一種是辯證邏輯的理解。這兩種思路深深地影響了整個西方傳統哲學。阿多諾在分析這一過程的時候，把哲學、形而上學和自然科學（特別是數學）聯係了起來，以此來進行“對邏輯絕對性的批判”（Critique of Logical Absolution）[3]。在下文中，我們將立足於阿多諾（以及霍克海默）的啟蒙理性批判來分析形而上學“圖示”的特點。
一、目的與本原
一般情況下，我們認為，古代先哲對世界“本原”問題的探討，其意義是積極的——它標誌著人們開始逐步打破對世界的神話或迷信的蒙昧理解方式，開始以理性的態度麵對世界，特別是自然界，試圖從宏觀的角度來總結世界的發展變化並總結出其中的“規律”，從而開啟了新的文明階段的起點。在這一過程中，對知識的追求成為人的一種權力，西蒙尼德的定位逐步被推翻——對於世界本原的探討，是神獨享的特權，人沒有資格去追求就自身而言的科學。到了亞裏士多德，“神”成了知識“權力”的研究對象——“神聖隻有兩層含義：或者它為神所有；或者對某種神聖東西的知識。隻有這一科學（形而上學，作者注）才符合以上兩個條件……神是宇宙萬物各種原因的始點……一切科學都比它更為必要，但卻沒有一種科學比它更為高尚”[4]。於是，“神”從擬人化的偶像變為可以靠知識來把握的“第一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