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社會結構坐標上看，中國道路中國道路是最廣大的中國人民根本利益和共同願望的集中體現，但是這一體現又是在複雜的差異性利益結構的博弈和對話中實現的。關於中國道路中國道路理解的思想之爭，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文化矛盾的集中表現，根源在於我們通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漸進改革路徑逐步進入了一個差異性社會差異性社會。
差異性社會差異性社會是當代中國道路中國道路所獨特依賴的市民社會。研究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獨特社會類型，特別重要。因為，思想的上層建築都源於社會經濟基礎。所有對道路訴求的思想差異，都源於我們的社會類型。但是，究竟我們目前是一個什麽樣的社會類型呢？
馬克思和黑格爾所說的西歐17、18世紀的“市民社會”，就是與市場經濟關聯的資產階級社會，或者說一般的經濟基礎。在中國現代化起點結構中，市民社會當然是缺失的。從洋務運動起，中國現代化又一直沿著國家資本主義或者官僚壟斷資本主義的道路前行，因此，市民社會發展一直被打壓。以往的農民模式、皇權新貴模式、孫中山模式和蔣介石模式等四種現代性進路之所以都沒有能力實現中國現代化，與這一問題緊密相關。農民模式雖然有（如太平天國洪仁玕的《資政新篇》）資本主義現代化思想萌芽，但主要為農民式平均主義，與未來資本主義現代化治國理政綱領相去甚遠；新貴模式從“洋務運動”到“戊戌變法”再到晚清改革，從一開始就走了官僚資本主義（紅頂商人）道路，先天地遏製了民族資本和市民社會發展，又無力解決傳統皇權遺老與新法之間的根本衝突，立憲化為虛幻。“權錢合一”的高度壟斷的官僚資本主義道路，一直穿越孫中山模式到蔣介石模式，終於成為“三座大山”的核心。官僚資本主義“官”“商”一體，權傾朝野，成為與地主經濟、買辦經濟相互勾結的中心環節，壓迫農民和民族資本，形成專製獨裁，阻礙現代化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