曆史的視域需要有文獻學和文本研究論據的支持才是可信和有效的。有一點值得肯定：張一兵教授的著作《回到馬克思——經濟學語境中的哲學話語》（1999）基於理論研究的方法論自覺，不僅成為開辟了文本—文獻學解讀範式文本—文獻學解讀範式的主要標誌之一，更形成了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創新學術史圖景轉換的“坐標”。深描理論創新的圖譜，我們不難看到《回到馬克思》對當代中國學術界引發的震撼和衝擊，激起的狂飆和巨瀾。圍繞這一著作所展開的論辯和對話，深化和引領，彰顯了這一著作所固有的創新銳氣和先鋒氣質。重讀再版的《回到馬克思》，我們可以忘卻種種論爭的風雲，然而作為一種具有時代創新精神的軸心範式，所拓展的“張一兵坐標”和引領的創新圖景，需要認真加以總結。[22]
《回到馬克思》所標誌的文本—文獻學解讀範式文本—文獻學解讀範式，是通過對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等人的文獻學（版本學、目錄學、編撰學等）、文本解釋學（意義結構的考訂、研究、解讀）等途徑來創新地理解馬克思主義文本文獻的原初意義，把握馬克思主義發生、發展、演變過程的一種研究方式。與原初的原著選讀或原典解讀不同，這一範式的根本特點之一就是在對象上打開了曆史性視域，將原典放置在一個原初語境中曆史地加以對待。這是一個視域和範式的大轉折。在主體上引入了時代解讀的新視域，將原典不是看作一種直接在場的東西，而是需要通過不斷對話、解讀才能為讀者打開、重新出場的東西。文本解讀是依賴於解讀視域、方法的。讀者解讀視域成為打開對象文本的方法論前提。不同的視域、方法投射於文本，文本的意義和被打開的樣式就不同。意義不是現成在場、一經閱讀就永恒不變的“在場形而上學”，而是不斷生成的。在這一意義上，解讀就是一種讀者與文本之間互動中的“思想構境”。當然，這一範式首先需要解讀對象的存在。將原典典籍的編譯、解讀、研究當作一切研究的不可缺少的首要要素甚至根本要素，也是這一範式得以存在的客觀條件。典籍是馬克思主義思想在場的文本載體。典籍所蘊含的思想是理論研究和創新的前提和基礎。隨著理論創新的深化，人們必然會越來越重視典籍考訂和文本研究。典籍、原著研究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基本前提，也是與西方搶奪馬克思主義著作話語權的主要陣地，牽涉中國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上的指導地位的是否鞏固，牽涉意識形態安全。由於文化和語言的差異，馬克思主義理論的中國化要跨越的“第一道門檻”就是經典文本的中國化，沒有“中國化”的文本文獻，就永遠受製於人，就不可能將馬克思主義變成武裝全黨、教育人民的精神武器。因此，中國共產黨自成立之日起，就高度重視馬克思主義典籍編譯和研究工作。中國共產黨在建黨初期和土地革命戰爭期間，就竭盡所能翻譯出版了一批馬克思主義原典。針對王明等人所犯的以“洋教條”誤導工農幹部和革命大眾的教條主義錯誤，毛澤東同誌在中央六屆六中全會上向全黨提出深入研究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的任務：“普遍地深入地研究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的任務，對於我們來說，是一個亟待解決並須著重解決地致力才能解決的大問題。”要求在黨內開展學習競賽，希望能夠出一二百個“係統地而不是零碎地、實際地而不是空洞地學會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同誌”，將會大大提高我們的戰鬥力，戰勝敵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