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本章的主題可以通過一種對比來引出。新教的製度和教義形式，是從路德、加爾文以及英國聖公會的移民那裏產生的，興盛了三百年之久；然而，時至今日，就這兩方麵而言，新教正顯現出垂垂待斃的跡象。它的教義已失去往昔的權威，它的權力已沒有過去的影響，它的製度已不再是生活方式的指導。凡此種種隻是對比項的一個方麵。
對比項的另一個方麵是：宗教精神，作為人們事務中的一個有效因素，已經取得了一個巨大的勝利。在印度，統治者與老百姓之間、種族之間、宗教之間以及社會等級之間都存在著暴力——預示著千百萬人的狂熱的力量——這些力量曾一度被兩個以宗教信念的道德權威而行事的人製止了，他們就是聖雄甘地和印度總督。
他們也許失敗了。兩千餘年前，一些絕頂聰明的智者曾經宣布：神的說服力是世界秩序的基礎，但是，隻有在它所產生的野蠻力量中，才能創造這樣一種和諧的尺度。我認為，這乃是生活在佩拉基和奧古斯丁前七百年、提出恩典學說的柏拉圖所作的一個樸素的預言。
然而，甘地和總督對宗教狂熱的戲劇性的製止，由於需要一個來自印度、英國、歐洲和美國的無數民眾的有力響應，因此它本身就表明了一種宗教動機——我意指這是一種對神的說服力的響應——宗教仍然掌握著它過去的權力，它甚至超過這種古老的權力，還支配著人們的思想和意識。在這種響應中，大英帝國的新教徒和雖然遠隔重洋但卻不無重要的美國新教徒都恰如其分地扮演了自己的角色。我們處在一個曆史進程依賴於沉靜理性的時刻，而這種理性竟來自一種宗教輿論。一個最初的勝利已經獲得。
在衰亡和幸存之間存在一種對比。我們必須評估已經衰亡的是什麽，而幸存下來的又是什麽。我的論題是：新宗教改革正方興未艾。它是一種改革，但它的結局能否帶來好運則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於極少數人的行動，尤其是依賴於新教牧師的領袖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