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宗教意義上說，笛卡爾到黑格爾、黑格爾到尼采的後基督教哲學是一種獨特的模棱現象（Zweideutigkeit）：後基督教哲學思考的立足點是基督教傳統，但正因為如此，這種哲學又希望以純粹哲學的方式奠定基督教信仰。隻要把基督教信仰同希臘、前基督教哲學加以對比，這種模棱性就一目了然。
使徒保羅把知識作為這個世界（diese Welt）的智慧，同真正的信仰智慧區分開來；與後者相比，世界的智慧在上帝麵前不過是愚拙罷了。奧古斯丁進一步考察了這種《新約》思想，也就是超世界的信仰優先於世俗知識；假如說對上帝的哲學認識構成了自然神學，啟示的信仰構成超自然的神學，奧古斯丁就是把對上帝的哲學知識變成了啟示的信仰。但從此之後，哲學家不再像古希臘哲學家那樣，麵對一種神話神學和政治神學，而是麵對一種信仰神學；這種信仰神學也不再像希臘“信念”的“信以為真”那樣，同作為“真知”的真正知識相對立。相反，信念和真知，都有別於作為信仰的基督教信仰。正因為如此，在不信（Unglaube）或無神論的概念中也出現了類似的區分。希臘哲學絕少有不信神的，同樣，從笛卡爾到黑格爾的哲學也絕少不在基督教傳統的範圍內。但蘇格拉底被判死刑，因為他崇拜的不是城邦之神，費希特犯了無神論之罪，因為如同之前的康德和之後的黑格爾和謝林，費希特也從哲學解釋教會的啟示信仰。康德的《單純理性限度內的宗教》，黑格爾的《宗教哲學》以及謝林的《神話哲學與啟示哲學》，都使信仰成為多餘。在同城邦權威的衝突中，犯不敬神之罪的古代哲學家屈服了，因為城邦同時也是一種宗教體製；在與教會權威的衝突中，犯無神論之罪的後基督教哲學家也屈服了，因為教會同樣是一種政治權力。就後基督教哲學同信與不信的關係而言，哲學與教會啟示的分歧，說得普遍些，知識與信仰的分歧，產生了一種根本的模棱性。這一模棱性的曆史開始於笛卡爾非信仰的上帝證明，中經康德的“理性信仰”，最終達到黑格爾的“宗教哲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