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行合一說與王陽明的名字可以說是分不開的。王陽明之提出知行合一說，目的在為道德修養，或致良知的功夫，建立理論的基礎。他對於知行合一說之發揮，頗得力於他的第一個得意弟子，他的顏回——徐愛的問題切磋，及徐愛短命死後，他便很少談知行合一問題。到他晚年他便專提出“致良知”之教，以代替比較有純理論意味的知行合一說。所以後來陽明各派的門徒所承受於他而有所發揮的，幾乎全屬於致良知之教及天泉證道的四句宗旨。他的各派門徒，對他的知行合一說，不唯沒有新的發揮，甚至連提也絕少提到。此後三百多年內讚成、反對陽明學說的人雖多，但對知行合一說，有學理的發揮，有透徹的批評和考察的人，似乎很少。
知行合一說雖因表麵上與常識抵觸，而易招誤解，但若加正當理解，實為有事實根據，有理論基礎，且亦於學術上求知，道德上履踐，均可應用有效的學說。而知行問題，無論在中國的新理學或新心學中，在西洋的心理學或知識論中，均有重新提出討論，重新加以批評研究的必要。我甚且認為，不批評地研究思有問題，而直談本體，所得必為武斷的玄學（dogmatic metaphysics）；不批評地研究知行問題，而直談道德，所得必為武斷的倫理學（dogmatic ethics）。因為道德學研究行為的準則，善的概念，若不研究與行為相關的知識，與善相關的真，當然會陷於無本的獨斷。至於不理會知行的根本關係，一味隻知下“汝應如此”，“汝應知彼”，而由不使知的道德命令的人，當然就是狹義的、武斷的道德家。而那不審問他人行為背後的知識基礎，隻知從表麵去判斷別人行為的是非善惡的人，則他們所下的道德判斷也就是武斷的道德判斷。因為反對道德判斷、道德命令和道德學上的武斷主義，所以我們要提出知行問題。因為要超出常識的淺薄與矛盾，所以我們要重新提出表麵上好像與常識違反的知行合一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