賀麟（1902—1992），字自昭，四川金堂人。中國現代哲學家、翻譯家，現代新儒家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
賀麟1919年考入清華學堂，受到梁啟超的一定影響。1926年赴美國留學，先在奧柏林大學獲學士學位，後又入哈佛大學，獲碩士學位。1930年轉赴德國柏林大學專攻德國古典哲學。回國後長期任教於北京大學哲學係，並在清華大學兼課。1955年以後，先後任中國科學院哲學所西方哲學史研究室主任、哲學研究所學術委員會副主任、中華全國外國哲學史學會名譽會長，以及中國民主同盟北京市委員、中國民主同盟中央委員，第三、五屆全國政協委員，並於1982年加入中國共產黨。
賀麟早年主張“心”是“最根本最重要”的，認為“不可離心而言物”，在三十年代曾創立了與馮友蘭“新理學”相對的“新心學”體係，成為現代新儒家的倡導者之一。提出應該從哲學化、宗教化、藝術化三條途徑出發，吸收西方思想文化的長處，來改造、補充和發揮儒家學說，以謀求“儒家思想的新開展”。他於西方哲學亦有很深的造詣，對黑格爾、斯賓諾沙、懷特海等西方近現代哲學家都有深入的研究。
賀麟的哲學著作主要有：“近代唯心主義簡釋”、“當代中國哲學”、“現代西方哲學講演集”等。這裏選錄其“知行合一新論”一文，以反映新儒學中的“新心學”一派的思想路向。
賀麟的“知行合一新論”，本是1938年他在昆明西南聯合大學哲學討論會上的講演，後來編入了《國立北京大學四十周年紀念論文集》。1945年，賀麟的《當代中國哲學》一書問世，“知行合一新論”即為此書的第四章。1989年該書再版時，改名為“五十年來的中國哲學”，“知行合一新論”被列為下篇第一章。知行合一新論是賀麟“新心學”的重要內容。在知行觀上，賀麟主張自然的知行合一說，認為知行合一是自然而然、不假人為的事實。他從知與行的概念、合一的意義、知與行的關係、知難行易四個方麵討論了他的知行觀。賀麟認為，他的知行合一新論，是由程朱到陽明討論知行問題發展下去的必然產物。王陽明之後，真正能對知行合一說有學理發揮和透徹批評的人很少。因此有必要對知行合一學說進行重新討論，“要超出常識的淺薄與矛盾”。賀麟指出，知行問題在中國新理學或新心學以及西方心理學和知識論領域，都有重新加以探討的必要。他認為，要超越常識的淺薄與矛盾，要反對道德判斷、道德命令的道德上的武斷，就要提出知行問題。與朱熹和王陽明的知行合一觀不同，賀麟認為自己的知行合一觀為“自然的知行合一論”或“普遍的知行合一論”。所謂自然的知行合一論，主要包括知和行的概念、“合一”的意義、知行的主從關係、知行的難易問題幾個方麵的內容。賀麟在書中對它們進行了闡發。需要指出的是，賀麟的執行關係理論不僅承接朱熹、王陽明的學說，同時也吸收了西方思想家諸如斯賓諾莎、格林的思想。在新的曆史條件下，賀麟將知行合一說從純粹的德性修養領域擴展到了邏輯和認識論領域，為中國傳統哲學的知行關係理論奠定了邏輯和認識論的學理基礎，這也是賀麟知行合一說的主要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