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年前,我在上一次會議上介紹的鏡子-階段的概念,在法國學派中多少已經得到確立;不過我認為值得再一次引起你們的注意,尤其是今天,因為它闡明了我們在精神分析中所體驗的“我”的構成。[2]這是一個引導我們反對直接來自“我思”(Cogito)的任何哲學的體驗。
你們有些人也許還記得,我們是以人類行為的一個特征開始的,這種特征由一個比較心理學的事實說明。人的童年,有一段時間(盡管很短),雖然在工具性智能上不如黑猩猩,卻已經能夠認出諸如他自己在鏡子中的映像一類的東西。這種識別在《阿哈,真奇妙》(Aha-Erlebnis)的啟示性模仿中顯示出來,柯勒(K?hler)把它看做情景領悟(situational apperception)的表達,智力行為的一種基本的環節。
這種行為遠遠沒有窮盡,正如同黑猩猩的情形一樣;一旦鏡像被掌握而且被發現是空的,孩童的這種行為馬上產生一係列動作上的反響;在這些動作中,他頑皮地體驗著鏡像的虛運動與被反射的環境的關係,以及這個虛擬的情結(virtual complex)與它複製的現實的關係,包括孩子自己的身體,外貌或者甚至與他附近的事物。
我們自從鮑德溫(Baldwin)時代就知道,這樣的事情從6個月的時候開始就可以發生,而且它的重複常常迫使我們思考乳嬰在鏡子前麵的驚人的情景。由於尚不會行走甚至站立,他被狹窄地限製在某種支撐物中,這可以是人或者人造物(在法國,我們稱之為娃娃走椅),可是,他卻能愉快地蹬動雙腿翻越他支撐物的障礙,保持前傾姿勢,從而使瞬間模樣的鏡像保持在他的凝視中。
對於我們,這種行為將我們所賦予它的意義一直保留到18個月。該意義揭示了一個力比多的活力(libidinal dynamism),這不僅是個一直留到現在的問題,而且還是一個人類世界的本體論結構。這個本體論結構與我們對偏執狂知識的反思是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