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莉斯蒂娃 今日符號學是以符號和它的相關物（“交流”和“結構”）為模型構成的。那麽這些模型的“邏各斯中心的”（logocentric）[2]和“人種中心的”（ethnocentric）的界限究竟是什麽呢？它們為什麽不能構成力圖規避形而上學的記號（notation）的基礎呢？
德裏達 在此，所有的表示必然都是模棱兩可的。如果有一天能夠“簡單地”規避形而上學，那麽在此意義上，符號學概念就將同時既標明障礙物，又指示進展過程，當然我是不相信存在這種假定的。如果符號依據其根據和內涵，在一切方麵都是形而上學的，如果符號在體係上是與斯多噶學派和中世紀神學相一致的，那麽符號所從屬的運作和置換（奇怪的是，符號也是該運作和置換的工具），就有著“限定”的結果。因為這一運作和置換允許批評符號概念從屬於形而上學，這表現了同時既要“劃定”產生這一概念並使之服務於己的係統的界限，又要“放鬆”這一界限，由此，在某種程度上也可以看成是將符號從它的土壤中拔離出來。這一運作必須盡量地進行下去，但是在某一點上，人們必然會遇到該模型的“邏各斯中心的和人種中心的界限”。在該點上，概念也許要被拋棄。但是，該點是極難確定的，它從來不是純粹的。符號概念所有啟示性的和批判性的來源，必須在所有的領域和文本中同樣得到詳盡闡述。現在，不僅起伏不定的發展過程（這總是要發生的），而且某些具有必然性的文本領域，出於策略上的考慮，都會向別處，甚至在最奇特的研究要點上，向如同一個障礙物一樣起作用的所知模型提供不可或缺的來源。
僅舉一例，就能說明索緒爾式的符號學存在著的雙重作用。“一方麵”，一種絕對的、決定性的批判作用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