語言學在社會科學中占據著一個特殊的位置，而它本身無疑是屬於這些社會科學的行列的。它不僅是同其他社會科學一樣的一門社會科學，而且是迄今取得最大進展的那些社會科學中的一門。它也許是唯一能夠真正宣稱自己是一門科學，並在使其實驗方法公式化和對其所分析的資料的性質的理解上都取得成就的一門社會科學。這種優越地位卻使它負有某些責任。語言學家經常會發現，在一些相關而又不同的學科中，科學家們從他的範例中獲取靈感，並試圖遵循他的指引。這是顯貴者的責任。一份像《詞語》這樣的語言學雜誌，便不能把自己局限於闡述嚴格的語言學理論和觀點。它必須也歡迎渴望從現代語言學中學習能導致有關社會現象的經驗知識的方法的心理學家、社會學家和人類學家。正如馬塞爾·毛斯在四十年前就已指出的：“社會學如果處處遵循語言學家的指引，它本當會有更大的進步……”[2]存在於這兩種學科之間的密切的方法論的相似性，使它們負有進行協同研究的一種特別的責任。
自希拉德的那部著作[3]發表以後，已無須再來證明語言學在親屬關係研究中所能給予人類學家的幫助了。是一位語言學家和一位語文學家（希拉德和羅斯）[4]指出了關於古代家庭中的母係殘餘的假說是不能成立的，而當時那麽多的人類學家還在此問題上糾纏不已。語言學家為人類學家提供了語源學，使得他能在一定的親屬稱謂中間建立起聯係，而這種聯係本來不是一下子就很清楚的。從另一方麵說，人類學家也能使語言學家注意到習俗、規則和禁忌，以幫助他們理解語言的某些特征的頑固性、術語或術語集合的變動不居。在一次紐約語言學會的會議上，朱裏安·邦凡特曾通過對多種羅曼語中的“叔舅”一詞的語源學的考察說明了這個觀點。希臘語的θεcos一詞在意大利語、西班牙語和葡萄牙語中對應於zio和tio二詞；他進而說，在意大利某些地區叔舅被稱作“barba”。“胡子”叔舅、“神的”叔舅——這對人類學家是何等珍貴的提示！人們馬上想起已故A.M.霍卡特關於叔舅關係和母方親屬對“犧牲品偷竊”的宗教性質的調查。[5]無論對霍卡特所搜集的資料提出怎樣的解釋（其本人的解釋並不完全令人滿意），無疑地，語言學家是通過揭示在現代的親屬關係語匯中殘存著的一些早已消失了的頑固的遺跡而對問題的解決作出了貢獻。與此同時，人類學家向語言學家說明了語源學的基礎，並確認了它的可靠性。保羅·K·本尼迪克特，當他作為一個語言學家對東南亞親屬製度進行考察時，得以對該地區家庭的人類學研究作出了重要的貢獻。[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