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說這個謀劃在本質上卻是拋的謀劃。在謀劃中的拋者不是人，而是把人打發到作為他的本質的此在的生存中去的那個存在本身。這個天命就作為存在的澄明而出現，而存在就作為存在的澄明而在。存在的澄明維持著通存在的近處。人作為生存著的人就居住在這近處中，在“此”的澄明中，而人在今天卻並不是已經能特別體會並承擔此種居住了。此在的“此”就作為存在“的”近處而在，這個存在“的”近處，在關於荷爾德林的挽歌《還鄉》的演說中是從《存在與時間》方麵來設想，從歌者的詩歌中聽來，並從遺忘存在的經驗中被稱為“家鄉”的。這個詞在此是在一種本質的意義之下被思想的，不是愛國主義的意義，不是民族主義的意義，而是存在的曆史的意義。但在此稱家鄉的本質，同時還有一個目的，就是要從存在的曆史的本質來思新時代的人的無家可歸的狀態。尼采最後體會到無家可歸的味道。尼采在形而上學的範圍之內不能找到擺脫無家可歸的痛苦的其他出路，隻有把形而上學倒轉過來。但這卻是無出路狀態之完成。然而當荷爾德林吟詠《還鄉》的時候，他所關心的是，他的“同胞們”在《還鄉》中找到本質。他絕不在他的民族的利己主義中找這本質。他倒是從歸屬到西方的天命中去的關係來看此本質。但西方也不從區域上被想為西方以區別於東方，不僅被想為歐洲，而且是以世界史的意義從通向根源近處來設想的。我們幾乎還沒有開始思那些十分神秘的對東方的關係，這些關係在荷爾德林的詩歌中已變成文字了。[3]“德國的”不是對世界說，以便世界靠德國的本質來恢複健康，“德國的”是對德國人說，以便德國人從命定的歸屬於各民族的關係中與各民族一同變成有世界曆史意義的。這個有曆史意義的居住的家鄉就是通到存在的近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