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當學生時代的馬克思在1836年來到柏林的時候，黑格爾已經去世5年了，但是他的精神卻依然在主導著每一個人，仿佛他還在那兒一樣，他的目光好像在透過每個人的肩膀凝視遠方，甚至包括他的敵人們。青年馬克思在給他的父親的信中寫道，他本人已經被越來越緊地拴到黑格爾的身上了，盡管後者有著“非常怪異和不流暢的旋律”。在黑格爾左派的影響之下，然後主要是在費爾巴哈的影響之下，馬克思從精神走向了人。接著他又從觀念走向了需要以及為滿足需要而施展的各種社會計謀，從理智的運動走向了起源於經濟利益的現實運動。但是如果馬克思是以這種方式使黑格爾以腳立地的，那麽黑格爾也將表明他至少並不是對這些所謂的“原型”不熟悉。這位偉大的唯心主義者一不留神所講出來的一句話在這裏就是最恰當的例證——對於這句話，不僅是青年馬克思，就是作為一個堅定的唯物主義者的老年馬克思也會強烈表示同意的。1807年，當黑格爾在班貝克以做編輯為生的時候，他在給他的一位在耶拿的朋友克奈貝爾少校（Major Knebel）的信中寫道：“經驗已使我確信聖經格言的真理，我已把它作為我的指導原則：先求肉和衣服，然後上帝之國就會自己加給你。”當然實際上馬太福音說了剛好相反的東西（“你們要先求他的國和他的義，這些東西都要加給你們了”）。但是這句引文進一步證明了（這一點也可以在青年馬克思那裏得到證實）那個富有成效的洞見，即為了使之具有革命性，黑格爾的思想並不總是需要太多的顛倒。
正是這個顛倒的過程，也是我們對於黑格爾所關注的最主要的事情，隻有對於作為辯證法家的黑格爾來說才最適合和最可行。因為，在一個辯證法家的能力範圍之內，他曾允許那些隻有通過身體和現實的人而發生的過程來通過觀念發生，他還經常讓那些隻發生在具體的存在關係中的事情被反映在觀念中。馬克思和恩格斯（正如他後來在《反杜林論》的序言中所說的）“通過把它改造為對於自然和曆史的唯物主義的解讀”拯救了這種一般的辯證的合法性。對於馬克思來說，具體化了的辯證法控製著他的所有的分析，籠罩著他的所有的希望，這既體現在新的東西對包圍著它的層層硬殼的突破中，也體現在對某種無論如何都會留存下來的超越的東西的保守上。正是這些，使得馬克思與所有的抽象的烏托邦主義者們相反，他把苦難不僅僅看作苦難，而且看作是轉折點。這種具體化了的辯證法使馬克思確信無產階級必須不僅僅被當作對人的否定，而且——正是由於無產階級所承受的極端的非人化——它必須被視為“否定的否定”的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