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正在打掃一間房子，漫不經心地走近沙發，卻記不得我是否已經擦拭過它了。由於這些舉動是習慣性的和無意識的，我記不起來，也覺得不可能記起——如果我已經撣掉了沙發上的灰塵並把這件事忘掉了——如果我在無意識中做了這件事——這與我沒有做這件事是一碼事。然兩，如果某個有意識的人在旁邊觀看，這個事實也許可以成立。但是如果沒有人在觀看，或者這個人隻是無意識地看著，如果許多人的複雜生命無意識地延續著，那麽這些生命就等於從來沒有存在過。[15]
女性主義者特麗·奧爾森稱這種人類生命的浪費為“沉默”。許多人的生命，不隻是婦女的生命，在這種“沉默”中消失。很明顯，形式主義者（也許包括托爾斯泰本人）不可能以自己的覺悟來拯救這種人類生命的浪費。作為遊戲和無終結的終結的經典美學學說和強調保護工業的意識形態宣傳，都竭力試圖躲避難以想象的異化勞動的現實。在意識形態裏宣傳維持手工業的做法是物化（reification）現象，“太凱爾”小組把它形容為“抹去客體的生產痕跡”的做法。甚至在此，“生產”的範疇仍然可以讓人容忍和保留，任何一個現代主義者都會讚同“生產”這個概念。物化的、更得人心的一麵是它可以讓我們忘記包圍我們的、由其他人積累起來的、異化勞動的客觀世界。
存在曆史主義的、自鳴得意的美學思索不能夠、精神分裂症式曆史主義的狂躁的尼采式頌揚也不能夠解決關於曆史經驗的觀點的根本不平衡性，這些觀點反對個人主體對曆史某一時刻的集體現實的反應。恰恰在這一點上，米歇利特扭曲曆史主義的做法，提供了十分不同的解決方法：在米歇利特的著作中，觀察者——曆史學家的存在不是無場所的，而是被雙重鑲進本文作為一個具體的境遇。1789年8月4日法國大革命使中世紀勞動的“沉默”複活，不是通過任何“客觀的”曆史編纂學的重構，而是通過實踐的新鮮事實；處於七月王朝末期的立法危機中的曆史學家，米歇特利的政治傾向和他所著的曆史編年史的政治象征價值，使他在1848年革命的前夕，被法國學院開除。米歇特利以活躍的現在，複製了對過去的再創造，他使8月4日的夜晚複活——那一夜晚變成了他自己的過去。在此需要強調的是，我們麵臨的不再是個人主體對過去的冥思苦想，而是一個現在的客觀境遇，與一個過去的客觀境遇之間的關係問題。事實上，隻要馬克思主義本身是曆史主義——注意，這不含有阿爾都塞所批判的本原主義或目的論的“曆史主義”的意義，我指的是一種“絕對曆史主義”——那麽它的形成也會是相似的。在《資本論》一書裏，馬克思多次強調，他在勞動和土地首次被完全商品化了的社會環境中，發現勞動價值理論的客觀和曆史先決條件：“資本主義時代的特征，是勞動權力，在工人自己看來，是以作為自己財產的商品形式出現的；工人的勞動是工資勞動的形式。另一方麵，從這時起，勞動的商品形式便成為普遍性的了。”[16]因此，馬克思對這個“科學真理”的“個人”發現，不隻出自於他的係統，也是曆史環境促成的。在這個曆史環境中，資本的發展首次允許這種概念——勞動價值理論——的產生，以此可以讓人們事後重新發現前資本主義的千年人類曆史中的真理性。“馬克思的分析方法揭示和具體展示了所分析的現實和闡釋這種現實所使用的思維概念。馬克思的方法論因此從一開始就反對這樣的理論以表述沒有自己曆史或非曆史的理想現實，而在自己的意識形態構築中不考慮自身的理論。”[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