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馬克思主義與曆史主義的關係是更大問題——馬克思主義闡釋學——的一部分，但在此恕我不能夠充分討論這個問題。我們首先觀察到一般處理這個問題的兩條路線——曆史主義的路線和闡釋符碼的形式主義路線。另外還有一條第三種路線，它是與前二者較為疏遠的“表述”（representation）主題。它們是今天各種形式的後結構主義所麵臨的主要問題，也是意識形態的目標，雖然對這三個概念的全麵哲學批判尚未開始。“太凱爾”（Tel Quel）小組的成員，例如巴特、德裏達、鮑德裏亞（Baudrillard）、利奧塔（Lyotard）等人在假定這個問題的存在的同時，又以他們自己的著作增加了馬克思主義闡釋學的疑難問題裏這一或那一部分；福柯在其著作《事物之秩序》（The Order of Things，1966）和《知識考古學》（The Archeology of Knowledge，1969）裏，對曆史主義進行最有組織的批判，德勒茲（Deleuze）和加塔利（Guattari）在《反俄狄浦斯》（Anti-Oedipus，1976）一書中對闡釋進行了最有係統的抨擊。但是所有上述所寫的著作都建立在一個更為基本的主導文本，即阿爾都塞的《閱讀〈資本論〉》（1968）的假定之上。由於《閱讀〈資本論〉》這本書明顯地處於馬克思主義框架之內，美國讀者也許對它不如對當代法國理論的其他著作那樣熟悉。阿爾都塞對馬克思曆史主義和經典闡釋學［他稱之為表述因果關係（expressive causality）］的批評是本論文的基本參照係數，盡管我們在此不能夠直接討論阿爾都塞的重要著作。[2]
為了解釋這一點，我隻能簡單說一下[3]：馬克思主義闡釋學比今天其他理論闡釋模式要更具語義的優先權。如果我們把“闡釋”理解為“重寫的運作”（a rewriting operation），那麽，我們可以把所有各種批評方法或批評立場置放進最終優越的闡釋模式之中。文化客體按照這些闡釋模式隱喻也重新寫過。闡釋模式有不同的形式：結構主義的“語言形式”或“語言交流”、某些弗洛伊德主義和一些馬克思主義的“欲望”、經典存在主義的“焦慮和自由”、現象學的“暫時性”（temporality）、榮格或神話批評的“集體無意識”、各種倫理學或心理學式的“人文主義”（人文主義主要研究人格的完整、人的特征、人的異化和非異化、心理的再統一等）。馬克思主義也提出一個主導符碼（a master code），但是這個主導符碼並不像人們有時所認為的那樣是經濟學或者是狹義上的生產論，或者是作為局部事態/事件的階級鬥爭。馬克思主義的主導符碼是一個十分不同的範疇，即“生產模式”本身。生產模式的概念，製定出一個完整的共時結構，上述的各種方法論的具體現象隸屬於這個結構。也就是說，當今明智的馬克思主義不會希望排斥或拋棄任何別的主題，這些主題以不同的方式標明了破碎的當代生活中客觀存在的區域。因此，馬克思主義對上述闡釋模式的“超越”，並不是廢除或解除這些模式的研究對象，而是要使這些自稱完整和自給自足的闡釋係統的各種框架變得非神秘化。宣稱馬克思主義批評作為最終和不可超越的語義地平線（semantic horizon）——即社會地平線——的重要性，表明所有其他闡釋係統都有隱藏的封閉線。闡釋係統是社會整體的一部分，以社會為自己的研究對象，但是，隱藏的封閉線把闡釋係統同社會整體分離開來，使闡釋成為表麵封閉的現象。馬克思主義的語義批評可以打破封鎖線。例如，當我們一旦理解到弗洛伊德的心理模式最終依賴於家庭作為機構的具體社會現實時，我們就會重新打破弗洛伊德的心理模式闡釋的封閉線，並可以辯證地超越這種闡釋。所有後結構主義對闡釋批評的“隱喻式的重寫”，總是假定某些表述形式的優越性，在本篇文章裏指所謂“曆史”的表述方式。我們別無他法，隻能申明正是在這一方麵馬克思主義闡釋學可以同以上所有的闡釋方法明顯地區別開來，因為馬克思主義闡釋學的“主導符碼”或曰超驗所指（transcendental signified），並不是表述，而是“缺席的原因”（an absent cause），不可能獲有完整的表述。曆史本身在任何意義上不是一個本文，也不是主導本文或主導敘事，但我們隻能了解以本文形式或敘事模式體現出來的曆史。換句話說，我們隻能通過預先的本文或敘事建構才能接觸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