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們把19世紀20年代前的激進主義時期同其後的憲章運動時期作一對比就會發現，19世紀20年代這10年似乎令人奇怪地平靜——溫吞吞的繁榮狀態下的社會太平。然而多年之後一名倫敦小販告誡梅休說：
人們以為一切平靜，萬物也就停滯了。但實際上，宣傳運動一直在繼續進行著。正是在一切平靜的時候，種子開始發芽成長。共和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在推行他們的主張。[2]
在這些平靜的歲月裏，理查德·卡萊爾一直在為出版自由而鬥爭；工會力量在成長壯大而且反結社法也被取消了；理性思想、合作社實驗以及歐文理論都在發展。在這些年月裏，個人與團體都力圖把我們曾描述過的兩方麵經曆——工業革命的經曆以及大眾激進主義的暴動和失敗的經曆——上升為理論。在這10年快結束時，腐敗的舊製度和改革之間展開了決定性鬥爭。在這種情形下，我們能夠以一種新的方式來討論勞動人民對其利益的意識以及他們作為一個階級的狀況。
把這些年的大眾激進主義描述為一種思想的文化是有道理的，自修者的明確意識首先是一種政治意識。19世紀上半葉，大多數人的正規教育並沒有超出讀、寫、算的範圍，但這絕非思想萎縮的時期。在城鎮，甚至在村落，自修者的熱情都是顯而易見的。具有初步閱讀能力的散工、工匠、零售商和職員以及小學教員以幾個人或小組的形式一直在自己教育自己。他們的書籍和教員常常是宣傳改革的。一個通過讀舊約全書而學會識字的鞋匠，會苦讀《理性時代》；一個小學教員所受的教育幾乎全是宗教訓誡的，現在則試著讀伏爾泰、吉本、李嘉圖的書。各地的激進派領袖、織工、書商和裁縫都有大量的激進主義刊物，而且還在學習如何使用議會藍皮書。目不識丁的勞工則每周去酒館聽別人宣讀科貝特的編輯信件並且參加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