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而,說人靠自然界來“生活”,這句話不隻是具有生物學的意義,尤其具有社會意義,人的生物的類生活依靠社會生活過程才開始成為可能。
無論在《資本論》的“草稿”中,還是在《資本論》中,馬克思在講到可被占有的物質世界的時候,使用了一些和本體論有細微差別的術語。例如,他在“草稿”中把土地稱作“實驗場”[78]、“原始的工具”[79]、“原始生產條件”[80],在《資本論》中稱作“原始的食物倉”、“原始的勞動資料庫”[81]。與此相關聯,“巴黎手稿”中的自然是人的無機的身體這一主題,在“草稿”中也以相當注目的具體形式再次表現出來,而且出現在對財產的發生史進行的分析中:“蒲魯東先生稱之為財產的非經濟起源(他這裏講的財產正是指土地財產)的那種東西,就是個人對勞動的客觀條件的,首先是對勞動的自然客觀條件的資產階級以前的關係,因為,正象勞動的主體是自然的個人,是自然的存在一樣,他的勞動的第一個客觀條件表現為自然,土地,表現為他的無機體;他本身不但是有機體,而且還是作為主體的無機自然。”[82]
說人就像被束縛在自己的肉體上一樣,被束縛在眼前所看到的自然存在上,這已不是一般勞動過程的特征,而是勞動過程的資產階級以前形式的特征。奴隸製與農奴製對勞動和它的自然所賦予的先決條件根本不加區分,為了奴隸主與封建領主的生存,這兩個要素溶化成一個未分化的自然基礎,“奴隸同自身勞動的客觀條件沒有任何關係;而勞動本身,無論采取的是奴隸的形態,還是農奴的形態,都是作為生產的無機條件與其他自然物同屬一類的,是與牲畜並列的,或者是土地的附屬物……被他當作屬於他所有的無機體來看待的這些生存的自然條件,本身具有雙重的性質:(1)是主體的自然,(2)是客體的自然。生產者作為家庭、部落、特裏布斯等等……的一個成員而存在……並且作為這樣一個成員,他把一定的自然(這裏說的還是土地)看作是自身的無機存在,看作是自身的生產和再生產的條件……”[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