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唯理主義的理性既在現代科學誕生時充當它的基礎和證明，又以其理性化和非理性在現代世界的誕生中發揮作用。唯理主義的理性造就了一個它既無法把握和解釋，又不能以一種連貫的理性方式加以組織的實在。這種逆轉不是一個神秘的轉變，它之所以發生是因為整個過程的出發點是唯理主義的個人理性，這種理性既是理性的一種特殊曆史形式，又是個體的特殊曆史形式的理性。這一理性注定會把某些實在棄置於理性的疆域之外，因為它無法捕捉這些實在，在這個意義上這些實在是非理性的，這是非理性的第一種含義；或者是因為它不能主宰或控製這些實在，它們脫離了它的管轄，在這個意義上它們也是非理性的，這是非理性的第二種含義。
這種理性把上述兩種意義上的非理性的東西擱置在一邊，同時，用這種非理性構成自己的現實化形式和實存形式。唯理主義的理性假定個人可以“把他的理性用於一切”，並在這個意義上反對任何權威和傳統。它要用自己的理性去研究和認識一切。除了這個積極方麵（這是現代思想的永久屬性）之外，它還包含著一個消極方麵，即包含著某種素樸性。這使它忽視了下述事實：一個主體不僅是措置主體，而且本身也是被措置的（Posited）[19]；原子化個體的理性一經實現，就必然會產生出非理性，因為它把自己當作直接給予的東西，它在實踐上和理論上都不包括世界的總體。理性化和非理性是唯理主義理性的兩個化身。實在的理性化和同時發生的人類實在向客體性實在的轉化，還有環境的非理性和無理性（既不能透視又無法駕馭），所有這些都是從同一個基礎上生長出來的。由此還產生了把合理性（racicuelni）誤認為有效性（racionelni）的可能。如果把價值判斷從科學中排除，如果科學在研究人類行為時隻能理性地判斷手段的有效性，而不能判斷目的的適宜性，否則就會喪失其科學性，那麽，理性的影響就僅限於行為的技巧方麵。而且屬於“理性”領域的手段、操控和技巧等問題就從根本上與價值和目的相脫節，與人類主觀性的世界相脫離，把這個世界遺棄給了無理性（亦即非理性）。這種觀念出現在馬克斯·韋伯的著作中，也出現在馮·紐曼（Von Neumann）和摩根斯坦（Morgenstern）的數學和邏輯學著作的哲學前提中。這種觀念把有效地利用資源、以最少能耗達到成功目的或獲得最大利益的行為看作是合理的（用我們的術語說是有效能的）。科學指導人們如何有效利用資源，使用什麽手段來達到確定的目的。但它從不討論目的本身或目的的正當性和合理性。“我們活動的合理性隻能由它所使用的手段的適宜性來測度，對目的不能做任何純理性的評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