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學在某些人看來是一個同質性的領域：思維在其中誕生、死亡，體係在其中建成，然後在其中倒塌。另一些人把哲學看作我們隨時可以自由采取的某種態度，還有一些人則把它看作文化中的一個確定的部分。在我們看來。哲學並不存在；不管人們以何種形式對它進行研究，這個科學的影子和人類的心腹謀士[2]隻是一種三位一體的抽象。實際上有著幾種哲學。或者確切地說——因為你再也不會同時找到一種活的哲學——在某些十分確定的情況下，一種哲學的構成是用來表達社會的總體運動；隻要這種哲學還活著，它就是同時代人的文化領域。這個令人困惑的客體是同時以一些極其不同的樣態出現的，並不斷對這些樣態進行統一。
哲學首先是“上升的”階級意識到自我的一種方式：這種意識可以是清晰的或模糊的，間接的或直接的；在穿袍貴族和商業資本主義的時代裏，是由法學家、商人和銀行家組成的資產階級通過笛卡爾主義對自己的認識；150年之後，在工業化的初級階段，由工廠主人、工程師和科學家組成的資產階級在康德主義向它提出的博學者的形象中模糊地發現了自己。
但是，這麵鏡子要真正成為哲學的鏡子，就應該顯示為當代知識的整體化：哲學家遵照某些表達出上升階級對自己的時代和世界采取的態度和方法的指導模式，對所有的知識進行統一。其後，當這種知識的各個部分逐一因啟蒙運動的發展而被懷疑和否定之後，總體仍然是一種未分化的內容：這些被否定、幾乎難以理解的知識在被一些原則聯係在一起之後，反過來也把這些原則聯係在一起。哲學客體在被歸結為最簡單的形式之後，在“客觀精神”中仍將以指出一種無限任務的調節性理念的形式出現；這樣，今天在我們這裏談論“康德的理念”，在德國人那裏則談論費希特的世界觀。這是因為一種哲學在十分敏銳有力之時，絕不會表現為一種惰性物，不會表現為知識的已經終結的消極統一；它產生於社會運動，本身就是運動，並影響著未來；這種具體的整體化同時是把統一繼續進行到底的抽象計劃；在這一方麵，哲學的特點是一種研究和解釋的方法；它對自己和它未來發展的信心隻會再現擁有它的階級的自信心。任何哲學都是實踐的，即使是起初表現為極度沉思性質的哲學也是如此；方法是一種社會的和政治的武器：那些偉大的笛卡爾主義者去世之後，他們分析和批判的理性主義卻斷續存在；產生於鬥爭的理性主義重新回到鬥爭之中，以便將它闡明；當資產階級在暗中破壞舊製度的機構時，理性主義則在攻擊企圖為這些機構辯解的陳舊意義。[3]然後，理性主義幫助了自由主義，並把一種學說賦予企圖實現摧毀性行動的無產階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