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弟兄們，我以上帝的慈悲勸你們，將身體獻上，當作活祭，是聖潔的，是上帝所喜悅的，你們如此侍奉，乃是理所當然的。不要效法[2]這個［現存］世界，隻要心意更新而［即將產生］變化，叫你們察驗何為上帝的善良、純全、可喜悅的旨意。
“所以弟兄們，我……勸你們。”在此重新（6∶12-23；8∶12-13）強調的倫理問題若非意味著巨大的困擾還能意味著什麽呢？關於上帝本身的思索對一切人的行為而言都意味著巨大的困擾。隻要交談者不能察驗事理，不能把握話題（難道有誰交談時不是這樣？），那麽任何關於上帝的交談也必定有失和諧，必定以這種巨大的困擾告終。倫理問題敲起警鍾，明確提醒人們注意：此類交談的對象並無客觀性，並非超世界或後世界（über-oder Hinterwelt），並無形而上學性，並非心靈體驗的寶藏，並無超驗的深度，而是眾所周知的、自然和文化中的人生，而且是人的此生；隻要恰恰這些交談者本身每分每秒都必須極實在地生活，實際上也的確以某種方式活著，那麽這就是人的此生。倫理問題的出現意味著：確保在此類交談過程中使用的概念具有經常強調的那種實存性，確保我們嘮嘮叨叨不斷重複的套語“上帝本身、唯獨上帝”標誌的不是一種神性之“物”，不是一種對立的觀念性，而是“難測”的神性關係，我們作為人就置身於這一關係之中。人在世上的所是、所有、所為都處於動**和緊張的狀態，在人的所是、所有、所為上產生的這些概念和套語恰恰體現出抽象的非人性和遠離世事性。如若理解這些概念和套語時“脫離了”它們的對象，不是始終將它們與我們日常生活的具體性反向聯係起來，那麽對它們抽象性的誤解之大莫此為甚。為了理解《羅馬書》，建議大家趕緊去讀各種純屬世俗的文獻，尤其是報紙。因為，思想如果是真實的思想，就是生活的思想，因而也就是上帝的思想。正是由於注目生活，思想必須踏上逶迤的曲徑，必須漫步走向無際的遠方。正是而且唯獨在其軌跡萬花筒一般光怪陸離的動**性和緊張性中，思想才能適應生活。因為生活本來就不是簡單、直接和明確的；簡單、直接和明確的始終隻是各種現象的表麵，而永不是其深度和關聯，永不是一切現象置身的危機，永不是證據確鑿的現實。正是作為辯證的思想，思想才符合自身的目的，即探尋生活的深度、關聯和現實，導致對生活意義的澄悟，使賦予生活意義成為可能。假如思想的途徑較直接、較少曲折、較易一目了然，這無疑說明思想的途徑與生活、即與此生所處的危機擦肩而過了。具有教條主義特征的並非所謂“複雜的”思想，而是眾**譽的“簡單”思想，這“簡單的”思想總自以為知道它實際上一無所知的事情。真正的思想之所以不能具有這種人們經常希冀的直線性，之所以必須如此不合人情和遠離世事，乃是因為它本身並非意味著生物功能，而是意味著問題——回答這一問題是所有生物功能的可能性。因為，作為尋求這種答案的問題，它本身並非行為，而是前提。然而，沒有什麽自在的前提，隻有行為的前提；由此便有上述曲裏拐彎的真實思想之路，這彎路不斷引起唯理智論者對真實思想的指責。但是不能置這指摘於不顧。確切地說，思想的辯解詞隻保護純粹的思想、上帝本身的思維。但我們隻知道思維行為，思維行為則不言而喻也是生物功能。它隻有非直觀地分享一份前提的純粹性，才能受到保護，才不會被懷疑它的複雜性隻是心血**的偶然，才不會去選擇其他“較為簡單的”思想。隻要保羅在《羅馬書》中首先也踐行了一種思維行為，我們隨之也如此，那麽，它的辯證法作為神性思想的反照具有合理性這點就並非不言而喻；那麽，我們就不是理所當然地為我們的思想是一種生活的思想而感到問心無愧；那麽，我們就雖然認為應該、事實上卻不能將那種對模仿保羅“教義”的特殊“倫理”的需求視為多此一舉、毫無意義而加以拒絕；那麽，我們顯然就隻能忍受來自倫理問題的巨大困擾。倫理問題提醒我們注意：雖然遠離世事，卻恰恰因為適應無數的具體事物而具有合理性，這並非思維行為本身，而是它的非直觀本原和純粹前提。倫理問題提醒我們注意：上帝的真理即使在至高無上的思維行為中也始終不是已在的和理所當然的。然而奇怪的是，恰恰圍繞思維行為四處擴展的日常現象的要求告訴我們：關於上帝的交談並非為交談而交談，而是為上帝而交談。關於上帝的思想對所有人的所是、所有、所為起困擾作用，在同一意義上，倫理問題也必須困擾這種交談，以提醒它注意自己的對象，必須揚棄它以賦予它理所當然的關係，必須使其死以使其生。即是在這一意義上才說“弟兄們，我……勸你們”！少安毋躁，你們這些參與思維、朝聖、祈禱的人；中斷你們的思想，以便它成為一種神性的思想；中斷你們的辯證法，以便它的辯證性永在；中斷你們對上帝的認識，以便它是它所意味著的：它本身就是巨大的、大有裨益的困擾和中斷，這是上帝在基督中為人安排的，旨在將人召回他平安的王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