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哲學大辭典》定義，社會科學（social science）是“以社會現象為研究對象的科學”，與自然科學相對，是關於社會的係統知識體係，諸如政治學、經濟學、法學、曆史學等都在這一範疇之內。[2]正如所有科學都源於哲學一樣，當16至17世紀近代科學出現之時，很難明確分辨哪些屬於哲學；哪些屬於社會科學的研究範圍。為此，關於哲學和社會科學的關係（當然也包括哲學跟自然科學的關係），出現了兩種對立的看法。
其一，哲學是大師（master builder）。這一觀點中包含了自古以來哲學的偉大抱負，那就是，哲學要為所有科學構築理論基礎或者邏輯框架，甚至提供關於宇宙萬物的終結解釋，而其他具體科學都隻能在哲學的運思中來進行。當黑格爾（Wilhelm Hegel）將這一思想發揮到極致，並最終形成了煩瑣、空洞的客觀精神世界之後，這一觀點也就必然走向了終結，開啟了又一次哲學的“奧康剃刀”運動——這就是20世紀初形成的“語言學轉向”。清除“形而上學”、“思維經濟”等諸如此類的口號，讓人們重新審視哲學的作用。
其二，哲學是小工（under-labourer）。顯然，這一觀點是直接針對雄心勃勃的“哲學是大師”的。它認為，真正的知識隻能由科學家通過實驗、觀察以及實踐來獲得。約翰·洛克（John Locke）對此做了經典的論述：“在當代，知識的王國裏並不缺少建築大師。他們偉大的設計促進了科學的發展，並為子孫後代留下了值得永久讚美的紀念碑。但是任何一個人都不能奢望自己成為另一個波義耳或者另一個西登納姆。在這樣一個產生了諸如偉大的惠更斯和無與倫比的牛頓等大師的時代，有幸成為一個清掃道路的小工——清除一些知識的道路上的垃圾——那也已經相當有抱負了。”[3]哲學之於具體科學而言，所能做的或者隻是清除我們思維中的偏見、迷信、固執等阻礙科學發展的因素。正如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在17世紀提出“四假相”說那樣，通過對種族假相、洞穴假相、市場假相、劇場假相的分析，指出經院哲學因長期對人們的精神束縛，從而給人們造成了種種幻想和偏見，使人們的思想遠離自然，嚴重地妨礙了人們去認識自然的真理。為了更好地去認識自然，必須先清除這些偏見，對它們進行批判和揭示，方能為科學發展掃清障礙；或者哲學可以幫助具體科學建立理論基礎，從元理論的意義上提供科學知識的整體模式和係統知識，這就有利於具體科學知識體係之間的相互關聯和滲透；或者哲學還可以利用自己的分析特征，運用邏輯工具來改造具體科學的方法論。因為探索世界之知識的所有科學都是需要用語言來表述的，而語言本身又需要消除其中的邏輯、語法或語義的模糊和錯誤，這就需要哲學幫助進行清理，這樣，從哲學、語言、科學，到世界、知識、思想，構成了一個比較有序的認知係列。哲學可以在這一係列裏發揮自己應該發揮的作用。哲學既非“無用”，也不能“大用”。這種“小工”觀念越來越成為共識性的哲學觀。事實上，整個社會科學的發展，毫無疑問，也正是哲學擺脫“大師”特權而向“小工”身份邁進的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