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近代以來，西方哲學史上的兩次重大轉向即認識論轉向及語言學轉向，在不同的曆史時期規定了哲學的研究主題及其發展趨勢，由此本體論研究隨之被認識論和語言學所取代，依據維特根斯坦的觀點來說，我們所能談論的僅為“語言遊戲”，並非使用語言進行描述的東西，也就是說，我們並不能直接談論世界。在巴斯卡看來，自然主義與反自然主義的內在困境就在於，本體論的消解使得哲學家們以認識論命題來回答本體論問題，將本體論與認識論混淆在了一起，即巴斯卡所稱的“認識論謬誤”（epistemic fallacy），其否定了哲學本體論，把存在還原為知識，休謨和康德即為這一傾向的代表。
基於此，巴斯卡在梳理了從休謨、康德到波普爾、庫恩的哲學理路之後，提出“基於什麽樣的本體論科學活動才是可能的”這一新的本體論問題，以期重新恢複科學哲學研究對象的本體論視域。因此，巴斯卡在其著作《科學的實在論理論》中，“尋找恢複科學中自然主義解釋的有效性，尤其是在實驗科學中”[10]，並且通過批判休謨的古典經驗論和康德的先驗唯心論來構建一種康德意義上的先驗實在，把本體歸結為實在，以科學實驗活動何以可能的“先驗論證”作為其論證的基本方式，也正是由此，先驗實在通過“先驗論證”而得以建構，從而回答上述本體論拷問，先驗實在的構建構成了巴斯卡的先驗實在論，而先驗實在論則形成了巴斯卡哲學的本體論基礎。
一、知識的兩種維度
在早期著作《科學的實在論理論》一書中，巴斯卡以反思科學實驗與應用活動為邏輯起點，將知識區分為“不及物”（ intransitive）和“及物”（ transitive）兩個層麵。前者指科學研究的對象，即事物的內在結構、機製、因果關係等，作為一種本體論的實體，它們獨立於我們的知識以及人類的認識活動之外，如科學實驗或其他社會實踐活動；後者指人類所創造的知識，巴斯卡將其視為一種社會產品，包括科學知識、方法、理論、規律等，“知識的及物客體如同亞裏士多德的質料因（material causes），即研究者所能獲得的工具，諸如前人確立的事實或之前的方法和理論”[11]。兩者對比而言，前一種知識對象為不變的存在，後一種知識對象則屬於可變的存在，[12]而“自然主義和反自然主義的謬誤正是在於混淆了及物和不及物的科學對象”[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