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研究社會科學哲學的問題上，哲學家們幾乎把注意力都集中在這樣幾個問題上：社會科學的研究方法是否有像自然科學那樣可以被抽象出來、並用於指導的一般性理論？研究社會科學是否可以使用自然科學的方法？[1]我們是否應該把社會科學作為一個整體而進行研究？研究社會科學是否應該隻考慮嚴格的理論構造並對世界進行改造，還是也要思考社會成員的價值觀和興趣？社會行為是由什麽導致的？對諸如此類問題的思考，同樣也是實用主義者探索社會科學時首先需要解決的問題。本節結合對迪爾凱姆、韋伯和波普爾思想的整理，予以分析。
一、迪爾凱姆的自然主義社會科學方法論
迪爾凱姆認為，社會學應該使用研究自然科學一樣的方法進行研究，這樣社會學科才能成為科學的學科，才是被社會所公認的規範性學科。迪爾凱姆還是社會科學整體主義的倡導者。他注重研究社會成員共同的體現，而不是個人的意義。他在意的是社會成員平均體現出來的集體意識或共同意識。[2]因為他認為研究社會科學應該根據社會事物所體現的規則來研究，而不是現象。現象是無意義的，規則才是科學中的“一般理論”。在《社會分工論》中，迪爾凱姆很明確地提出：社會分工是社會秩序最重要的基礎。[3]因為社會分工是由人類行為所參與的社會按照社會規則進行的。而社會秩序就是檢測人類是否按照社會規則行動的風向標。因此，迪爾凱姆強調社會中的各種社會事實並不是由個人的動因和欲望所導致的，而是有深層的社會和道德原因。
二、韋伯的方法論個人主義
韋伯認為社會中的人類行為是社會成員有目的的行為和意外效果的結合，兩者並存。對於社會科學的研究不能用假設或預想等方法，因為社會科學所研究的對象是無限多的，也是無限廣的，更為重要的是它們都具有強烈的文化背景，所以具有客觀上的“當下性”和“局限性”。[4]韋伯是反自然主義者，因為他所要建立的方法論，在強烈興趣的基礎上才能找到他所向往的研究“模式”的背景，而這一背景就是他所想要的理想模式。在不同的興趣和知識結構中派生出的不同文化和曆史背景下，應該用不同的方法研究社會科學，而不是尋找高度統一和一致的普遍規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