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以上內容可以看出，作為一種對科學進行的反思性實踐活動，社會科學哲學本身的研究論域和理論定位一直處在不斷的變化過程當中，其思想特征呈現出一種截然不同但又彼此相關的一係列的認識轉向，這一轉向又內在地體現了一種邏輯上的一致性。實證主義的終結，尤其是與庫恩的範式理論相關而發展起來的後經驗主義，從構成社會科學的那些認知實踐和過程中來看待社會科學，使社會科學哲學成為了關於社會科學實踐的反思性話語，它不再純粹是認識論的，而是變成了與認知和知識相關的更廣泛的論題。社會科學哲學基本觀念的這一演變，是在它的一係列認識轉向過程中完成的。[12]
一、邏輯轉向（logical turn）
不同於以孔德為代表的實證主義對經驗的狹隘關注，新實證主義（包括邏輯實證主義或邏輯經驗主義）引入邏輯的維度，在邏輯的和經驗的維度之間做出了非常明確的區別。因為邏輯代表的是由科學語言所表征的知識形式，而經驗則關涉世界的知識基礎，兩者之間具有一一對應的關係。新實證主義的這一認識為其用自然科學來統一社會科學的客觀主義的“統一科學”綱領，開啟了理論可能，因為既然語言和實在之間存在著一種同構的或映射的關係，“實在依賴於語言”，那麽思維著的行為主體在認識中就成為無足輕重的了。[13] 製造理想的科學語言，用演繹的邏輯推理替代經驗的歸納，為所有知識（包括社會知識）尋求邏輯基礎，成為了這一時期科學哲學的基本目標，由此，新實證主義的思想成為了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正統觀念。
二、語言轉向（linguistic turn）
邏輯轉向引發了語言轉向。語言轉向以語言的本質、意義、理解以及交流為主要問題點，把語言本身的一種理性知識提到了哲學基本問題的地位上。語言轉向的整個過程涉及三個階段，包括“以句法形式為取向的語形學階段，形成了邏輯—語形分析；以言說對象為取向的語義學階段，形成了本體論—語義分析；以語言使用者為取向的語用學階段，形成了認識論—語用分析”[14]。邏輯轉向跟語形學階段部分重疊，仍然處在自然主義的社會科學哲學研究框架內，強調的是科學語言的邏輯形式，認為隻有世界的邏輯形式才能得以抽象把握。在語義學階段，波普爾認識到了“對實在的觀察是在理論的指導下進行的”，亨普爾也開始用“解釋”來替代因果性說明，試圖超越形式框架來解釋科學規律，因為經驗的意義不僅存在於概念和句子當中，而且存在於整個理論的係統當中。其後，受維特根斯坦“語言意義使用論”的影響，語言轉向進入了語用學階段，已被拋棄的主體又重新進入了知識的視域當中，其最大後果就是，借用語言語用學來構築知識對話的新平台，為科學理論的合理性進行辯護，尋求交流和使用中的語言的意義，從而科學邏輯不可逆轉地趨向於科學語用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