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知道，朗西埃曾經是阿爾都塞[4]的得意門生。1965年，當作為法國巴黎高師哲學教授的阿爾都塞領著整個西方馬克思主義科學思潮向著法國科學認識論和語言結構主義邁進的時候，朗西埃就是著名的《資本論》研究小組中的重要成員。這一點，也是巴迪歐入世時的相近學徒身份。可是，1968年“五月風暴”[5]之後，朗西埃與巴迪歐背叛了自己的老師，走上了一條後馬克思思潮的激進道路。1974年，他出版了《阿爾都塞的教訓》（La Le?con d’Althusser）。[6]朗西埃在書中聲稱，阿爾都塞主義死在了1968年五月運動的路障上。這是一種公開的理論弑父行為。很長一段時間內，朗西埃自覺地從阿爾都塞那種極端抽象的有序性邏輯概念中擺脫出來，直接去關心無產階級的感性現實生活，對19世紀法國工人運動的曆史檔案進行了第一手的文獻研究，並且在整個20世紀80年代，他花了大量的精力批判馬克思—阿爾都塞式的精英論馬克思主義傳統理論傾向。總結起來，朗西埃隻做了一件事情：證明中國“**”中所說的那句話——“卑賤者最聰明，高貴者最愚蠢”！
20世紀90年代，蘇聯東歐國家發生的事變使歐洲思想界發生了一種奇異的變化。麵對整個西方布爾喬亞世界的幸災樂禍，原來從西方馬克思主義逃離出來的叛逆者們又開始表現出反抗資本主義社會現實的“壞孩子”的本色。除去德裏達那本影響巨大的《馬克思的幽靈》（1992），齊澤克、阿甘本、巴迪歐等人也都開始急劇向左轉。我們也能看到，罵了很多年阿爾都塞和馬克思的朗西埃突然不再固執地標榜自己的那個窮苦人民代言人的感性角色，竟然玩起了明顯過於理論化的政治哲學。當然，他還是聲稱自己在為底層勞動者爭取平等權利。不過這一次，朗西埃是要力圖建立一種與傳統政治學研究完全異質的生命政治哲學。他通過區分可感身體中的可見與不可見者，界劃出隱性構序中的治安，由此偷偷返回到他的勞動大眾肯定不懂的理論世界。我們覺得，這是一種理論無意識中的沒有阿爾都塞的阿爾都塞政治哲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