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雷澤指出，資本主義福利國家詮釋女性需要的話語模式是統一的、男權的和去政治化的。在這種語境中，“詮釋需要的政治”將以一種更為民主的方式開放，以包容相對弱者並挑戰由專家決定需要的排斥性力量。
1.對資本主義福利國家統一話語模式的批判
弗雷澤提出以“詮釋需要的政治”來解釋福利政策的演變，有關福利的話語都可以被視為一種對需要的詮釋，並在公共領域中爭取影響國家政策的主導權。因為福利政策都涉及照顧責任的分配，以家庭/市場/國家的三角關係來看，社會福利話語的演變其實就是照顧責任界線的定義與再定義曆程。在弗雷澤的“詮釋需要的政治”分析架構中，福利政策是不同話語間相互爭奪後的結果。從女性主義的視角來看，弗雷澤特別關注“需要話語”對公共領域與私人領域之間的角力。[20]弗雷澤認為，在晚期資本主義福利國家中，對需要的詮釋存在相互競爭的三種話語模式。第一種是下層反對的話語（oppositional discourse）。來自於下層的反對話語有助於形成新的社會認同，將隱藏在私人領域的需求公共化。來自下層的人民極力主張和申訴自己的需要，“例如，當女性、工人和/或者有色人種對抗他們的從屬身份和地位，以及過去指派在他們身上和/或者他們接受了傳統的、具體化的以及不利的需要解釋時，需要就政治化了”[21]。第二種是主張“再私有化”的話語（re-privatization discourse）。這是因第一種話語而產生的話語。此話語維護既有的政治、經濟和家庭領域的分離，反對國家提供福利；企圖重新詮釋政治化議題，即再去政治化，在政策上讚成縮減，反對通過團體抗爭擴大權益與福利服務的要求。第三種是專家話語（expert discourse）。它與社會問題解決、製度建構及專家團體的形成相關聯。“專家需要話語是把完全政治化的、失去控製的需要轉換成國家潛在幹預的對象，並且與知識生產和運用的製度化密切相關。”[22]同時，福利國家的各個機構在詮釋需要中扮演著重要角色，“因此，構成社會福利製度的各種機構不僅提供物質援助。它們還以一種對規範的、不同價值的性別角色和性別需要強有力的詮釋模式的策略，在最大程度上提供了顧客和公眾”[23]。福利國家的各個機構都是為現在的自由主義盛行時期的國家統一話語服務的，它以國家製度權威的方式裁定女性等從屬群體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