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福柯所指出的，權力通過知識/語言建構現實，賦予意義。何謂好壞？誰是受害者？誰對誰錯？誰值得同情？誰應受懲罰？弗雷澤由此也認為現實生活中的權力運作是政治性的，“需要”概念具有政治意涵。長期以來應如何定義人們的需要？由哪些人或團體來生產和詮釋話語？這些話語背後隱藏了哪些特定知識典範？如何進行“詮釋需要”的競爭？弗雷澤則把社會福利視為一個需要話語的競爭場域，不同勢力爭相在民主政治公共場域中試圖定義“誰是有需要的主體”。被認可的需要，就有機會獲得資源分配的合法性。弗雷澤指出，資本主義福利製度對“需要的詮釋”存在兩套對立的話語模式，但占主導地位的是官方統一的話語模式，它實質上是一種國家父權製，以男性的視角來詮釋女性的需要，而忽視女性的經驗和對需要的表達訴求，並把對需要的詮釋非政治化，從而掩蓋了其福利製度的性別含義。
1.何謂“詮釋需要的政治”
弗雷澤認為，“詮釋需要的政治”是一場政治權力的競爭產物；誰取得了定義需要的權力，誰便能主導政策設計的走向。弗雷澤指出了“詮釋需要的政治”的重要性，它將使人們不僅關注物質再分配，還把它上升到一個政治和社會議題，從而呈現出多元話語主體以代替單一的“象征秩序”。[14]“詮釋需要的政治”可以對新自由主義依賴市場調節的路徑進行批判。當一個聲音公開要求國家滿足社會需要時，就有可能改變輿論。女性、工人和有色人種“堅持公開討論被去政治化了的需要，並將其作為合理的政治議題，能夠同時起到若幹作用。首先，他們挑戰的是將‘政治’與‘經濟’和‘家庭’分開的既成界限。其次，他們提出的是以不同的邏輯鏈詮釋的不同的自身需要。再次，他們建立了新的公眾話語，為的是通過一係列不同的公眾話語來宣傳自己對其需要的詮釋。最後，他們對霸權式的詮釋和交流方式進行了挑戰、修正和替代”[15]。簡言之，弗雷澤的“詮釋需要的政治”概念提供了一種將需要政治化的理解架構，直接挑戰了資本主義社會的福利觀念，揭露了資本主義福利政策過程中的政治動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