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女性主義者批評福柯的理論有否定女性主義政治的危險：福柯的思想如何能導致政治實踐？如果每件事情，包括需要和欲望都成了話語上的工具，那麽在社會生活中還有什麽東西是“真實的”？由此，批評家也質疑弗雷澤的“詮釋需要的政治”理論會弱化女性主義的政治實踐。實際上，弗雷澤一直試圖把自己的學術研究與更大的社會運動和鬥爭聯係起來。她堅持認為：“我們能夠在何者是對需要的‘較好’解釋、何者是‘較壞’的解釋之間做出區分，這是致力於社會變革的政治理論的一個要素。”[29]但弗雷澤也強調自己與福柯的不同：“私有化的一方主張取消福利，新社會運動的一方試圖使其民主化。因此，我認為問題在於技術的治理化力量、無政府主義的私有化力量和解放運動的民主化力量這三方的鬥爭。即使如此，我也認為福柯提供的是片麵的圖景，因為他隻考慮到第一個方麵。結果，他有效地強調了福特製福利國家規訓的一麵，而不是解放的、進步性的一麵。我想把這兩方麵整合起來進行解釋。”[30]
美國學者佩格·蒂特爾（Peg Tittle）則把弗雷澤的“詮釋需要的政治”看成一種身份政治。“弗雷澤的‘哪裏有不公平，哪裏就有需要的訴求’變成了‘哪裏有不公平，哪裏就有身份的訴求’”，女性參與表達和爭論自己的需要也是女性主體身份的一種象征。她還總結了弗雷澤“需要的政治”的三個獨立又相互關聯的部分：“一是對某一需要的政治地位的肯定或否定，即把需要的合法性上升為一個政治議題；二是對需要的詮釋，即定義需要和定義滿足需要的權力；三是需要的滿足”，並把這三個部分轉換成“身份政治的合法性、定義身份、滿足身份的承認”。[31]蒂特爾充分肯定了弗雷澤把資本主義福利社會對女性需要的詮釋模式看成一個政治問題的新視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