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雷澤女性主義批判理論的文化政治轉向
作為一場思想文化運動的女性主義批判理論，是在20世紀60年代以來的馬克思主義、批判理論、後現代主義和後結構主義的宏大背景中展開的。1987年，左翼女性主義學者塞拉·本哈比（Seyla Benhabib）和德魯西拉·康奈爾（Drucilla Cornell）主編的論文集《女性主義的批判：晚期資本主義社會的性別政治文集》的出版，標誌著左翼女性主義批判理論的誕生。法蘭克福學派第三代批判理論家南希·弗雷澤[1]（Nancy Fraser）在其中收錄的《什麽是批判理論的批判？——以哈貝馬斯和性別為例》一文中指出：批判理論的唯一標準是它的政治性。批判理論的工作既有解構又有重構，既有意義的去穩定化又有烏托邦式希望的計劃。弗雷澤引用了馬克思的話去定義批判理論：所謂的批判“是就某個時代的鬥爭與願望，做出自我的澄清”[2]。
整個80年代，弗雷澤都把批判的重心放在“需要”（needs）和“福利”等議題上，對女性需要和政府的解放或控製問題進行了話語分析。這包括以下三篇重要論文：《女性、福利和詮釋需要的政治》（1987）、《談論需要：福利國家中政治衝突的解釋性爭論》（1989）和《圍繞需要而戰：後資本主義政治文化的社會主義女性主義批判理論大綱》（1990）。弗雷澤的主旨是通過建構一種“詮釋需要的政治”（the Politics of Need Interpretation）的新的思維模式，強調詮釋女性需要和需要意義的重要性以及誰被授權去談論它們，展開對資本主義社會福利製度的解構和批判。
通過深入解讀弗雷澤的這三個重要文本，我認為，弗雷澤早期和中期的女性主義批判理論試圖走出法蘭克福學派的政治經濟學批判邏輯，轉向“文化政治”（Cultural Politics）。不過此時弗雷澤的研究已經初步凸顯出經濟、政治和文化三重批判交匯的特質。2013年，弗雷澤把其近25年以來寫就的10篇女性主義批判論文集結在《女性主義之幸：從國家管理資本主義到新自由主義危機》一書中，並大致把自己女性主義批判理論的發展分為三個時期：早期（20世紀70年代—80年代初）的經濟和政治的雙重批判時期，中期（20世紀80年代中葉—90年代初）的政治和文化雙重批判時期，以及後期（20世紀90年代至今）的政治經濟學批判邏輯的回歸和複興時期。弗雷澤強調，在當下的新自由主義危機時代，女性主義者必須對資本主義進行三重批判，同時在三條戰線上做鬥爭——重分配（經濟）、承認（文化）和代表權（政治）。[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