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比茲對上述這一觀點是持肯定態度的,他不僅強調了政治生態學比馬克思主義更具有現實針對性,而且還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範式在當代語境中的“局限性”進行了詳細的論證。
首先,利比茲指出,正像共產主義理論是馬克思對法國大革命之局限性的回答一樣,政治生態學注定要成為對今日馬克思主義的危機的回答。“正像馬克思的理論是對19世紀之核心問題的回答一樣,對一種生態性的理論與規劃的建構將注定要成為對21世紀之重大問題的人性化回答。我們要想正確地解讀馬克思的《黑格爾法哲學批判》以及他對費爾巴哈的批評,那麽,僅僅把辯證法頭腳倒置是不夠的,還必須把它帶回到塵世中來。”[15]當然,利比茲也承認,馬克思主義理論中的很多觀點的確可以成為政治生態學的優秀學術資源,譬如這一理論中關於唯物主義、辯證法、曆史主義等方麵的觀點以及馬克思本人、盧森堡、葛蘭西、列寧、毛澤東等人在社會變化問題上的思想等,但這不影響利比茲得出如下的結論: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總體框架、基本範式以及一些核心的觀點必須被放棄,馬克思主義理論中的其他觀點如果要想適用於當下的現實,就必須加以徹底的重新審視。
其次,利比茲對馬克思主義理論中的一個核心命題即資本主義批判、無產階級革命、共產主義三位一體的觀點進行了批評,認為它是經不起推敲的。利比茲說,自1968年“五月風暴”以來,西方國家的馬克思主義運動實際上采取的是改良主義的道路,而且,這些運動所關注的問題往往也是遊離於資本主義生產過程之外的。在這種情況下,要想指認這些社會運動與無產階級對資本的批判以及對共產主義的追求相關聯,就必須指認以下三種事實的客觀存在:這些社會運動的關注點都與資本有關;這些運動都對工人階級的困境給予高度重視,並相信工人階級是最有條件擔任這些運動的領導職責的;無產階級在這些運動中的領導地位將確保各種不同的運動最終與工人運動相匯集,並最終消解產生各種運動的具體矛盾關係,從而實現共產主義。利比茲認為,上述這種思想或理論傾向的確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存在著。例如,早些時候的農民革命、第三世界國家的去殖民化運動等,都被嫁接到了工人運動或無產階級革命的層麵上。而到了20世紀70年代,當女權主義運動興起和發展的時候,它又被置放在無產階級的陣營中來加以理解。這種解讀方式事實上不利於對所研究問題的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