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管利比茲承認馬克思主義與政治生態學之間存在著“家族相似性”，但他同時也指出這兩者之間存在著以下四點基本差異。
其一，對生產力發展觀的認同方麵。利比茲認為，作為馬克思主義核心觀念而存在的生產力的發展觀，在政治生態學中是被摒棄的。一個主要的理由就在於，政治生態學認為生產力是沉浸在各種社會關係以及把這些社會關係建構出來的各種世界觀之中的，因此，把生產力的線索單獨拉出來並作為一種社會曆史理論的核心觀點來加以運用，這隻能導致由人對自然界的征服和控製所帶來的人對人的征服與控製。而政治生態學則真正地站在人類立場，尤其是未來人類的立場以及自然界中其他物種的立場上，從人與自然界相互尊重的角度重新評估了這兩者之間的真實關係。由此，它所帶來的理論和實踐結果必然是人與人、人與自然的妥協和共榮。
其二，由上述第一點差異所帶來的是兩種理論在生產者的首要地位方麵的不同認知。馬克思主義由於信奉生產力的發展觀，因而必然把在資本主義生產力發展過程中受到剝削的生產者或雇傭工人，視為唯一能意識到未來新世界之必然到來性的覺醒者。而政治生態學則不同，它盡管有的時候也會站在資本主義體係中的被剝削者及被壓迫者一方，但這並非因為他們受到了資本家的剝削和壓迫，而是因為這些人的價值觀，即關於理想世界的生態性觀點，是反對由資本主義的剝削和壓迫所必然帶來的非生態性世界觀的。
其三，對曆史進步主義的理解方麵。利比茲認為，雖然政治生態學在一定意義上與馬克思主義共享著政治進步主義的榮譽，但嚴格地說，它並不是“唯進步主義”的，它並不假定曆史是一種不斷進步的神話。“事實上，這遠非一種線性曆史觀。如果曆史真的有一種內在的動力的話，那麽，它必然是受到熱力學第二定律所支配的：一種熵的不可抗拒的上升的過程，一種熱的不斷衰敗的過程。唯有人類的反思性批判意識才能減緩或阻止這種衰敗的過程。由此，政治生態學僅僅把進步視為一種趨勢，一種從一定的倫理或審美價值觀（團結一致、獨立性、責任感、民主、和諧）出發的趨勢。沒有任何的力量能保證世界必然會（通過‘生產力的社會化’）沿著這一方麵前進。在這一意義上，綠色主義者所主張的曆史的、辯證的唯物主義實際上是一種非目的論的、甚至是悲觀主義的觀點。”[11]在利比茲看來，馬克思主義理論中顯然隱藏著唯進步主義的目的論色彩。